论《新青年》的科学话语传播

《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赛先生的中心讲坛,它有形的潜形的话语言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作为倡扬科学的一面旗帜,《新青年》把倡导科学作为办刊的宗旨,突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遗余力地宣讲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在编辑工作的各个方面垂范,展现一种严谨科学的办刊精神;对教育的言说是它最闪光的内容,最见衷肠的言说。同时,《新青年》对迷信和伪科学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科学话语传播中,它的同人们表现了矢志不渝地向往科学和追求科学的情结。     

我国“内生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必要与可能

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需要建构适合自身伦理文化特征的现代性话语,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更能够凸显出现代性话语的内生之路。然而,探索我国的现代性发展,往往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话语所遮蔽,似乎被外缘现代性发展模式所主导,难以凸显出伦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内在推动力。通过考察传统伦理秩序的演变与现代性的生成机理,对我国早期启蒙思想所蕴含的现代性萌芽进行深入分析和判断,充分表明中国具有内生现代性的伦理文化潜质。尽管这种潜质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所压制,但经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我国建构出以内生现代性为主导的话语模式。     

话语的力量——以现代性为例

就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力量的强度而言,现代性是一种话语。它建构了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建构了社会关系和自我框架。殖民话语和权力话语,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就是为现代性话语塑造的过程。     

宗杲禅学与士大夫的话语同构

宗杲是宋代以来影响最大的禅师,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禅僧与参禅士大夫禅学、儒学、诗学的互动体系。宗杲禅学与士大夫具有诗禅相通、儒佛互摄、妙悟等共同话语。宗杲与士大夫通过诗歌印证、作品交流达到了诗禅相通;士大夫从宗杲那里接受了儒佛应相互阐发义理、相互影响的思想;宗杲大力提倡＂悟＂道,把江西诗派已有的＂悟＂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代替北宋静观学说而成为诗禅理论主流。     

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唯物史观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超越

批判现代性困境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尚未形成充分清醒的认识。“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探讨最终陷入悖论，未能真正超越理性形而上学。与此相应，“现代哲学话语”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戏剧性的解读，以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显得自我矛盾，难以理解。面对“现代性哲学话语”，必须澄清唯物史观视野内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明确唯物史观与理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分。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更无法走出“现代性哲学话语”现代性探讨的悖论。     

科学理性、道德冷漠与现代性——鲍曼对现代性两副面孔的反思

齐格蒙·鲍曼通过对大屠杀的研究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鲍曼认为，德国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这些现代化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集体行动。从鲍曼对当代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极为深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后现代理论对政治和历史研究的巨大的冲击力。     

利奥塔与哈贝马斯关于话语公正思想的争论

利奥塔认为,话语公正就是指任何一种话语都有其独立的规则和指令,对任何一种话语,我们都不能采用统一的标准来作出判断,而必须在单独地、无标准的状态下进行判断.作为现代性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并不同意利奥塔话语公正的看法,他认为,各种话语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能够达成共识,各种话语可以在理想的话语情境中进行平等的交流,并不会导致话语的压迫和暴政.     

论传统官民话语体系的功过与新型官民信任关系的重构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形成了传统的官民话语体系,并在构建官民信任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转型期影响,官民关系的话语事故时有发生,滋生出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由话语事故引发的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探讨新形势下传统官民话语体系的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论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的儒学与儒学传播

明清时期是贵州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贵州民族地区复杂的历史环境,客观上带来了儒学传播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民族战争、兴学校、办书院、游学、修方志等成为贵州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贵州民族地区儒学发展与传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民族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动力,而且加快了整个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论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

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对湖南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主要包括政治组织的兴盛、经济组织的转型、文化教育组织的变迁和秘密社会组织的消长以及民俗组织的出现。     

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与晚清今文经学的新契机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融汇中西,综摄古今,形成了博大的理论体系,他以今文经学为根基吸纳西学而改造传统经学,实现为变法造势之政治目的,此创新之举堪为晚清今文经学发展的新契机。本文选取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为切入点,以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趋势为背景语境,以期探讨与反思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与晚清今文经学发展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     

儒学“入世”特性及与专制主义的关系

儒学的理论本质与专制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学反对专制主义 ,却不反对君主制 ,而又没有强有力的民众节制机制 ,故而不能有效地防止专制主义的滋生。专制主义则利用了儒学的某些缺陷 ,从而使儒学事实上起了一种助纣为虐的作用。明清之际 ,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因素 ,但在清代却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科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和摧残。本文既反对把儒学看成不发展的死物从而认为它与民主科学水火不相容的简单化思维 ,又批判在现代背景下抱着中体西用的观念不放 ,一定要从“吾家旧物”里去寻找西方式民主科学的保守思想。     

乡村儒学:积蛙步以至千里——关于乡村儒学现象的思考

近年来在山东、河南、北京等地推行的乡村儒学实验,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来重建失范的乡村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联系现代性理论,从大众儒学,或者生活儒学的角度来观照乡村儒学现象,或可以发现儒学复兴的有效路径。     

“优雅的中国人”——论辜鸿铭对儒家道德人格的新释

辜鸿铭是中国反思现代文明之负面性的思想先驱。"优雅的中国人"是辜氏针对现代文明物质主义的弊病所设计的道德人格,主要包含"仁"、"礼"、"智"、"义"、"孝悌"五种道德品质。他以儒家义理阐释西方文化,既是对儒家文化的新释,又为中西文化的双向阐发提供了一个范例。     

作为法治文化的言说与表达:法治话语体系初论——以法治话语体系的界定、生成与对策为对象

在汲取和运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对于法治话语及其体系化的发生发展进行本体论证、实证考察,尚属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学研究中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就其作为一个法学范畴而言,尚且缺乏必要的严格界定和系统的现实剖析,因此,当前紧迫的研究任务首先就是努力提出相对准确的法治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和外延类型,并针对我国法治话语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所处的困境进行归纳,明晰法治话语生成的路径及相互之间的关联作用,提出法治话语体系健康发展的应有举措,促使法治文化得以有效传播,并由此推动法治理念大众化、话语实践的法治化,摆脱长期以来法制宣传教育特别是针对党政公务人员的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有待提高的困境,营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社会和谐和宪政法治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论中国家训的起源——兼论儒学与传统家训的关系

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源最为深厚的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家训内容与儒学精神的耦合 ,使传统儒学借重于传统家训得到广泛传播 ,而决非因为儒学的兴盛而导致家训的产生。家训起源于上古时期普通百姓父子相传、口耳相授的生产生活实践 ,是伴随着以血缘相系的家庭形成而产生的。从文字记载的历史看 ,尧舜时期就有了家训 ,《尚书》、《周易》、《诗经》中所反映的家训内容 ,对后世家训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 ,是以著述形式出现的中国家训的直接源头     

论晚清政体近代转型的基本特点

晚清政体近代转型虽然内涵十分复杂 ,但具有其自身特点 ,具体表现为政体局部改良与整体变革互动 ,新旧体制混存与融合递进 ,主体被动与主动并存 ,转型非根本性与根本性结合。这些基本特点表明晚清政体近代转型客观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 ,具有历史进步性 ;同时囿于时代性和阶级性 ,它又带有一定的反动性。     

论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与现代发展

一部儒学史生动而有力地表明：儒学具有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正是这种内在生命力,使得儒学能够适应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因此,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谋求儒学的现代发展,并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切实体认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依掘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来开辟儒学的发展新路,逐渐形成发展起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广大民众利益意愿的新儒学。     

论新儒家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纠结

现代新儒家群体在评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方面,经过了从交流借鉴到互不存容,再到文明对话和争夺王官学地位的嬗变历程,大致倾向是由逐渐紧张化走向缓和,再趋紧张化。其结论多是消极的,这既和他们复兴儒学的基本立场紧密相关,又与他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形势的错误认识分不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二者进行交流对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话语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构

近代中国以民族危机开始,从被迫性接受到植入性嵌合、从外源性输入到内源性生成、从参与性学习到贡献性建构,文化现代性在中国进行了从自发到自觉并全面展开的现代化历史实践,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建立起了本质联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输入性文化变量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形成了具有“中国时间”和“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话语,不断更新和优化着中国文化和文明秩序,并以其奥趣题旨和宏大论域历史地渗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生成与建构中,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性质和言路在寻驿中择定,价值和使命在启蒙中自觉,路径和意义在建构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