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免费到普惠：我国青少年教育福利的变迁

青少年教育福利,是指包含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校外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中由国家提供的低费或者免费教育及相关制度安排。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教育福利与教育制度高度重合,形成了以免费教育体系、人民助学金制度、兴办幼儿园和少年宫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架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以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杂费减免政策、奖学金助学贷款政策、免费师范生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青少年教育福利制度初步形成,从总体上提高了教育福利对促进教育公平性的认识,加强了教育福利的制度化建设,扭转了“教育产业化”等不良影响。我国青少年教育福利发展的合理定位是确立国家在教育福利中的主体地位,突出政府在教育福利中的财政责任,拓展教育福利的制度内容,提高教育福利的普惠性质,厘清教育福利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进程中,教育福利已成为撬动教育体制的切入点,是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要环节。     

1949年以来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制度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1949年以来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历程可以划分为激进性、渐进性和建构性三个政策变迁阶段,分别呈现出尝试-调整、复苏-发展、提升-建构的阶段性特征。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逻辑,遵循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性和历史性变迁机制。宏大政策背景、相关政策变量的结构序列关系、政策行为主体的互动构成影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结构性因素。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集体行动主导性、制度高密度性、政治权威的非对称性以及内在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是其路径依赖和政策存续的原因,而四次关键节点的出现是政策变革的直接动因。在政策变迁的未来征程上,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策要素的多元建设、服务大局的联动机制和与时俱进的战略品质,不断推动政策的创新发展。     

浅谈“减负”与“创新教育”

"减负"与"创新教育"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减负"是"创新教育"的前提和条件。"创新"既是"减负"的目的,同时又可促使负担减轻。在政治课教学中,要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就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创设宽松的课堂环境;让学生不仅敢问而且善问;巧设练习,减负增效。     

从制度建设到技术治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改善及未来走向

合法性包含法律性、参与性、有效性与正义性四个基本要素。其中,法律性和参与性构成达标型合法性,有效性和正义性构成改进型合法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乡村治理以制度建设为导向,通过法定制度建设赋予广大村民参与性,促进乡村治理合法性达标,但因无法实现治理有效而遭受质疑。进入21世纪,我国乡村治理以技术治理为导向,尝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有效性,但又因技术治理与法律性、参与性和正义性存在张力而阻碍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改善。这就需要将制度建设与技术治理相关联,从增强制度创新性、包容性、正义性与灵活性层面促使二者形成合力,增强乡村治理的合法性信仰,推动乡村社会走向良序。     

从“在场”到“在线”: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建构逻辑

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将以往的“在场督查”转移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督查”——智慧督查云平台。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有效建构和持续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价值、技术与制度构成了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变量函数。价值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宏观导向,技术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核心基础,制度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重要保障。从价值、技术与制度的三个维度出发,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警惕技术带来的“工具依赖症”,并建立激励与问责双轮驱动制度。     

话语的流变:从“智识阶级”到“知识分子”

从1910年到1940年,"智识阶级"及其演化而成的"知识分子"话语,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被利用和阐释:1919年前后,"智识阶级"话语进入批评文本,其在演绎过程中吸纳进贬义色彩,将智识阶级置于被批判的境地;1927年以后,"知识分子"话语出现,其以"非阶级化"的意蕴解构了"智识阶级"的"整体性";1930年代,在以"革命性"为标准的批评体系中,借助于"出路抉择"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等关键词,"知识分子"话语实践了吸收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意图。     

从同化到多元化——我国台湾原住民教育政策嬗变研究

同化与多元化是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对境内少数民族实施的两种不同的政策.我国台湾地区在光复初期对原住民教育采取同化政策,造成了原住民文化的流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原住民的不断抗争,这一政策开始向尊重原住民文化特性的多元化转变.多元化的教育政策,推动了台湾地区原住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原住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原住民文化的传承.     

从“环境之制”到“环境之治”：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

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范畴,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现代环境治理的主体制度优势应是,政府在主导环境治理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鼓励企业自治,以形成多中心和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格局。为实现维护和提升环境质量的环境治理制度目标,应将新兴环境治理领域嵌入现代环境治理过程之中,促进环境治理机制变革和创新;通过执法、责任和追责机制提升法律制度执行力和有效性;以体制机制为顶层设计对法律制度进行整体性重构,将现代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切实的环境治理效能。     

从“统治”到“治理”:中国行政思维的历史性嬗变

传统的治理(统治)体系是政府的一元化主导,民众只是被动地服从,现代社会的治理应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进行协调及持续互动。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伴随着行政思维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变,改革进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公民的合理诉求也需要用治理的方式来回应和保障。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完善需要制度的变革和保障。     

从“追踪回应”到“叙述竞争”：新时代中西政治学话语的探索与争鸣

话语体系建设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再出发"的新起点,亦是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以重塑中国话语权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重要性。中国政治学话语经历了对西方话语的"追踪回应""反思改造"和"叙述竞争"三个阶段。西方政治学话语具有概念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积累优势以及前瞻并指导政治实践的历史传统,是早期中国政治学话语追踪、学习和模仿的重要资源;然而其"逻辑在先"的固有局限以及由政治修辞所遮蔽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偏见,需要慎思明辨、区别对待。面对新时代的任务和要求,中国政治学话语必须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建设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真正在中西的"叙述竞争"中实现自主自立。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社区体制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背景、社会本位理念转变、政治行为主体、外部示范效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并在收益和制度黏性的作用下不断强化。但是在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否决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要抓住"历史否决点"时期,及时调整和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从“善政”到“善治”：互联网思维与社会治理

互联网在中国已经产生了20年。从历史的长河看,20年时间太短,但对于中国,用“翻天覆地”变化来形容或许不为过。作为伟大的技术革新,互联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态,也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

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引入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其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内在逻辑及存在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大体经历了一元社区管控体制、一元多核管理体制和共同体社会治理体制三个阶段,其变迁的主要逻辑是从“管”到“治”、从“粗”到“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社区治理权力失衡以及社区关系松散化。未来城市社区治理制度优化的主要方向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加持,实现精细化、数字化治理,构建智慧城市;另一方面,赋权增能,社区治理各主体间需要权责均衡,构建新型社区结构。     

从“表态”到“批评”：媒体微博评论的话语转型与政府形象再造

微博由快速兴起到与传统媒体协同发展,重构了中国的传媒格局,并形成了公众自主传播的话语场,也对传统媒体的话语主导权和媒介影响力形成了空前挑战。媒体进驻微博,需要在微博场域中调整自己的话语传播模式,即摒弃传统的宣传话语模式,选择一种公共话语模式进行传播,其中,媒体微博的评论作为一种有态度的文体,和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相比,该如何实现由“表态”话语到“批评”话语的转型,进而有效参与到政府形象传播中尤为值得关注,通过强化媒体微博的公共职能,善用“批评”话语,敢于触及敏感问题,才能够重塑媒体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弥合政府主导传播的话语场与公众自主传播的话语场之间的裂痕,并督促政府进行职能转型,提升政府社会管理水平和管理实效,逐步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互信,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形象传播。     

政务服务：从“一站式服务”到“参与式治理”北大核心

政府网络化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监督有助于创造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     

从割裂到弥合：政府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政府技术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吸纳"与"排斥"对峙的割裂发展阶段,重构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结构,能打开政府技术治理研究的弥合之窗。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多主体使用现代信息化操作工具及其知识体系实现政治和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信息循证主义和数字技术嵌入双重维度及其质化指标共同构成政府技术治理的概念结构。政府技术治理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问题域和权利域、公共需求样态转变亟待回应等外部推力的结果,也是政府为探寻治理创新路径、夯实公共权威的内生选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应急管理智慧化和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政府技术治理的可为路径。发挥政府技术治理效用,必然要维系治理价值和技术的平衡,突出治理中"人"的主体作用。     

变迁：从“拼搏精神”到“与时俱进”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该时代的流行用语，这些流行用语，有的只能在市民生活中广泛使用，有的只能在国家生活中广泛使用，既能够在市民生活中广泛使用，又能够在国家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并不多。当今中国，既能够在市民生活中广泛使用，又能够在国家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词语，大概要算“与时俱进”一词了。电视、报纸、广播、领导讲话、市民交谈，“与时俱进”总是与你俱在。     

“高位推动”模式下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时空演进——以2014-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为例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政策转变阶段的关键时期。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需要从"谋思路、打基础"的顶层设计阶段,演变到"攻坚克难"的政策执行阶段。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京津冀协同治理的方式显著区别于"珠三角"等地的准市场机制。基于"三地四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文本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具有显著"高位推动"特征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即高位推动为协同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赋能、长期引导治理主体开展政策协同、重塑协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基于此,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注意高位推动作用审慎让渡市场机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尝试共建共管产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