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新形势,推动友城工作再上新水平

纵观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不可逆转的两大趋势,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全球城市层级体系,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发展与城市之间的合作,已不仅仅局限于所在区域乃至所在国家的影响,而是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为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与特点,加强世界城市体系发展中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把友城工作作为与国外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推动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是新形势下推动友城工作再上新水平的策略和举措.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发展趋向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潮流的发展,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呼声日渐高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事关域内各国发展利益,得到各国重视。近年来,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强化。今年在东盟“10 3”系列峰会上,中国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之法律效力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行政区域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而不断谋求合作,为了确保合作长久稳定发展,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应运而生。合作协议从初步萌芽到现在的蓬勃发展,在实践发展中逐步得到完善,但其法治化和规范化发展仍然有所欠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合作协议应该被纳入到法治化发展轨道。因此,本文从效力对象和效力等级两方面重点探讨了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希望能为合作协议的法治发展提供协议理论建议。     

世界动荡变革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韧性与张力

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来看,雁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东盟中心性（东盟方式）以及以发展促安全的区域合作观,是亚太地区保持韧性和张力以克服挑战、实现区域合作持续深化的有力支撑。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严峻挑战,亚太各国应努力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扩员,高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加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合作,推动亚太经济转向区域内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新模式。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与台湾的参与策略

近年来,两岸经济合作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ECFA后台湾加速推进与国际经济体商签经济合作协议,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造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局面更加复杂,台湾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在岛内备受关注,并成为台湾当局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区域经济合作是伴随经济全球化日趋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出现的多边经济合作形式。“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其它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比较而言,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其原因可归结为,东亚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国际关系最为多元和复杂的地区之一。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在这一地区的对峙和争夺十分激烈,烽烟时起,政局动荡,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区     

ECFA签署后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对于区域内各经济体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长期以来,台湾出口与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东亚深化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大陆市场的扩展,因此,台湾也将尽快参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作为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外部因素。ECFA的签署不仅意味着两岸关系的突破,也将为台湾更有效的参与东亚经济合作提供适当的条件与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合作的深化也将有助于两岸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007年区域经济合作的回顾与展望

2007年，区域经济合作在各大洲都有各具特色、不同程度的发展。回顾一年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历程，将有利于更好地预测今后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趋势。     

适逢良机起宏图——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调查报告

8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给珲春经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冷战后东北亚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持的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开发,使珲春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中心区域。1992年国务院批准珲春、绥芬河、黑河、满洲里等为四个边境开放城市。国务院特区办批准设立珲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从此,珲春市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条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最前沿,珲春市也从历史上为国守边转化为为国开边出海的新的发展时期。珲春市的发展对于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以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扩大中国在环日本海地区甚至整个东北亚的政治、经济影响都有重要意义。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路径与推进策略——共建“一带一路”的视角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已形成相对复杂的FTA网络,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推进路径也因此呈现出相对明显的"多向化"特征,博弈氛围相对较浓,整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难度相应加大。而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贸易投资合作为重点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动开放包容、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可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亚洲的不断推进,亚洲地区要进一步充实功能性合作,不断增强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进一步发展新型合作模式,不断增强互联互通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性支撑作用;进一步扩大现有的FTA网络,不断加强次区域制度性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整合,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互动,以更符合亚洲特点的方式积极突破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变局与两岸经济一体化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两岸经济各自步入历史性转型升级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新局,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环境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两岸贸易投资布局与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换,并几乎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同步展开;传统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面临新瓶颈,两岸经济合作由快速推进逐步进入“深水区”,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快形势下,两岸应加快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共同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以更好应对全球变局的冲击。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制度变迁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重又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热潮。旧有的区域经济安排正在恢复活力,新的区域经济合作也正在形成。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1993年西雅图会议以后亚太经济合作向组织化方向的迅速发展,都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焦点。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亚洲大趋势》中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全球经济正在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并认为其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大     

中蒙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研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促进中蒙俄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中蒙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和内涵是实现中蒙俄一体化联盟或"新大陆经济体"。中蒙俄发展一体化经济既有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也有贸易壁垒和交通瓶颈等制约因素。发挥毗邻口岸城市的支点优势,通过发展沿线陆桥经济,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这种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措施,是实现中蒙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路径。     

中日韩城市外交——动力、模式与前景

城市外交是当前中日韩三国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次考察中日韩合作中城市外交的发展动力,发现全球化、国家激励和地方主导三个因素共同推动着中日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在保持友好城市双边交往的基础上,中日韩通过建立论坛机制、搭建协作平台等形式,将友城外交推向深入,并积极发展基于议题领域的跨国城市网络,推进城市外交发展模式的完善。目前,中日韩城市外交在加强沟通、完善全球治理、塑造区域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受制于东北亚政治局势以及城市外交本身的限度。加强在观念、机制和能力层面的持续建设,是中日韩未来城市外交稳步推进的重要路径。     

台湾携手大陆抵御经济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形势下,两岸必须思考深化经济合作,增强两岸资本市场的互动和流通,以共同抵御潜在的经济风险。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WTO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与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危机诱发机制下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一度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东盟无论从自身能力和意愿上,都无法为东亚区域提供有效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区域合作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日韩三国合作出现重大进展,三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可以发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作用,成为区域合作的新动力。本文试图阐述金融危机下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以及中日韩三国在金融、贸易、能源、环保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可以为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性。     

举步维艰的东北亚区域合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贸组织成立后,区域性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区域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却最落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经济组织状态,大大制约了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近年来,在市场驱动模式下,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所加快,但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和密切关注.     

两岸科技合作与知识产权协调保护问题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两岸科技合作不断深化。知识产权协调保护是区域经济、科技合作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随着两岸经济、科技合作的快速发展，解决两岸知识产权协调保护问题的紧迫性日益强烈。本文拟就两岸科技合作的特点与趋势作归纳分析，进而对建立两岸知识产权协调保护机制的步骤和模式进行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