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信用法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金融危机背景下,回顾与展望我国消费信用法研究与相关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如今消费信用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立法现象。消费信用立法应将保障消费者权益作为基本原则,综合调整贷款信用和销售信用关系,加强对消费信用先合同义务与合并条款的规制。所以,深入研究国外立法,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消费信用发展现状和传统消费文化,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信用法》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地方补充性立法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配置

新修改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首次明确肯定了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国家立法机关对待行政处罚领域地方补充性立法态度的正式转变。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定,在规范层面完善了行政处罚领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结构;在功能层面扩大了地方立法权限,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认真对待地方补充性立法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这一困境在诸多现实情形中有着鲜明体现,需要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领域说”“事项说”“行为说”试图廓清“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范含义,进而纾解这一困境,但由于它们都持有形式化的标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确地方立法权限的作用,实际效果有限。明确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权力边界,应当构建一种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相统一的合法性判断标准。     

互联网租约车规章立法中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存在明显的违法增设行政许可、违法增设行政许可条件和没有上位法依据减损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的内容。《征求意见稿》之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合法性缺陷,是因为忽视了部门规章的执行性,试图通过部门规章立法规范法律、行政法规中留有法律空白的新兴产业。因此,有关互联网租约车监管的立法应当调整方向,将立法层次提升到法规立法,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立法为互联网租约车行政规制奠定较为坚实的法律基础。     

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阐述

本文以单一制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前提下,论述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通过对单一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出三种单一制国家较为典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模式;同时根据当今世界各国大部分国家都具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双重特点,特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对主义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各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必然趋势奠定理论基础.     

地方立法评估的立法模式与制度构建

为确保地方立法评估的权威性与正当性,实现地方立法评估的统一化与制度化运行,地方立法评估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地方立法评估法》应当对地方立法评估的宗旨与原则、主体、对象与内容、标准与程序等地方立法评估制度的制度性基本要素进行科学、理性设置,以服务于地方立法评估制度法治化发展的时代诉求.     

论《国家安全法》的基本法律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安全领域立法明显加快,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正在形成。从立法指导思想、调整对象、对国家机构职权和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立法表达技术、法律作用定位等方面来看,《国家安全法》具有该法律领域基本法律的属性,是国家安全法律领域的基本法。由于立法需求急迫同时立法条件不足,该规范性法律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需要协调好该法律与宪法以及相关基本法律文件的关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该法提升制定为基本法律,应是合理的法律发展逻辑。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现实基础和模式选择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保证。我国颁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信息公开及其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政府信息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实际困难。国家立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是各国通例,由全国人大以及地方各级人大依法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势在必行。借鉴国外中央集中立法、行政程序法典和地方先行立法等立法,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及现行立法体制,地方先行立法模式是相对适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可行选择。     

《反垄断法》与行业立法、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之比较研究及立法建议

如何处理《反垄断法》与行业性规制立法、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是《反垄断法》起草中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参照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立法及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理解《反垄断法》和行业立法在反垄断规制问题上的“一般法”和“特殊法”关系的基本原则,及合理配置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管辖权的具体思路,并在上述分析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缺憾剖析——兼与相关法律规范之比较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对我国社会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法律。虽然该法在立法理念、立法内容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立法成本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成本也相对降低。但对该法的立法进行深层剖析以及与相关法律规范的比较分析后发现,该法仍在立法理念、规制权力以及与相关法律衔接、协调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缺憾,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

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有"先制定上位法,后制定下位法"与"先制定下位法,后制定上位法"两种立法模式。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内容的探索性决定,由当代中国社区矫正的发展逻辑决定,由社区矫正的社会属性决定,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属性决定,社区矫正立法宜采纳"先制定下位法,后制定上位法"的立法模式,先推动地方层面上的立法、部门层面上的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完成国家层面上的立法。     

董事离任义务立法规制研究——兼论我国《公司法》之修改

董事义务包括在任义务和离任义务。流行的公司法理论普遍忽视对董事离任义务的研究 ,更不能为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提供合理化解释。虑及法益衡平原则及诚实信用理论、后契约义务理论、信义关系基础放大理论以及职务影响 (行为 )惯性理论的要求 ,应当对董事的离任义务进行立法规制。但在界定董事的离任义务时 ,应注意处理好离任董事的经济活动自由权与公司 (股东 )的财产经营权的关系 ,对于经济活动自由权中的一般劳动权应当给予充分尊重。董事离任义务的范围应小于在任义务 ,是“压缩了的在任忠实义务”。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未规定董事的离任义务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对董事离任义务亦仅有零星规定 ,存在诸多缺陷 ,应加以修改完善     

On the Selection of Legislative Model for Community Corrections

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有“先制定上位法,后制定下位法”与“先制定下位法,后制定上位法”两种立法模式.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内容的探索性决定,由当代中国社区矫正的发展逻辑决定,由社区矫正的社会属性决定,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属性决定,社区矫正立法宜采纳“先制定下位法,后制定上位法”的立法模式,先推动地方层面上的立法、部门层面上的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完成国家层面上的立法.     

我国监听立法研究

我国监听立法在规制范围上,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将口头以及以各种电子设备及其他方式发送和接收的所有言论都纳入其中;在立法模式上,可以考虑将监听视为一种强制性的侦查手段放在刑事诉讼法典的"侦查"专章中与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行为并列规定;在立法内容上,应当包括允许监听的案件适用范围、监听启动的实体条件和权限、监听的执行程序以及被监听人权利的保障等内容。     

论地方立法体系的科学构建

科学合理的构建地方立法体系 ,不仅能够实现地方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 ,使地方立法体系完备科学 ,而且也能避免地方立法之间的重复、交叉、冲突 ,使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相衔接。为了保证地方立法体系的科学性 ,在构建地方立法体系的过程中 ,应根据地方立法的实际 ,遵循合法性、可行性、科学性、适应性等原则 ,并且要在长期的地方立法实践中 ,采取科学确定地方立法体系的调整范围、确定地方立法思路、制定地方立法规划等步骤与方法逐步完成。     

论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立法之完善

法律在规制网络言论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规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定。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覆盖面广,各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存在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够以及法制不统一等问题。完善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应遵循必要性原则、明确性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国务院应加强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审查和清理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时出台《网络信息管理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述评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国家运用其权力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相对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同样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国行政管理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行政强制执行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因而各国纷纷对其实行立法规制,逐渐形成了以德奥为代表的行政机关自力强制和以美法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两种不同的模式。１９５３年５月１日起生效的《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奠定了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的基础。一、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由四…     

论浙江省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的完善

通过对浙江省水污染现状的介绍，分析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中存在的不足。根据国家《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结合地方实际对浙江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的完善提出初步设想。     

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兼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论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阐释 ,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进行了评析 ,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自由贸易试验区授权立法方式的优化

自由贸易试验区授权立法是国家在特定区域调整中央与地方权限的立法试验，这种授权既要求确保中央的统一领导，也要求赋予地方必要的权限，以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我国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授权立法方式仍存在不足，既表现在立法没有完全主动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也表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地方自主权模糊、管理体制设置不清晰、授权立法监督不完善等方面。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授权立法方式优化的路径包括：制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法》，通过法条方式进行授权立法；在中央设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授予其管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切职权；授予地方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机构地方性法规拟制权；完善立法监督方式，实现制度创新与法治的双向推进。     

我国地方立法权扩张的政治后果分析

本文以建国以来中央——地方立法权限演变的历史说明地方立法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市场化发展和民主化改革是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动力,并以事实和数据剖析了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现状,从社会影响角度分析了地方立法权限扩张的政治后果,从保证中央立法权威、党政关系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证了目前我国立法分权的发展还不能影响到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形式,因此,应将注意力从关注"到底放不放立法权"的问题转向"如何放好地方立法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