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事实推定化解证据难题——以三个国家赔偿案件为例

一、司法实践中难以查证的事实问题司法实践中,法官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查证的事实问题,如以下三个国家赔偿案例。[案例1]某市司法机关对一案件当事人Z出租的渔船采取扣押的强制措施,承租人说"扣船可以,我的东西我要拿走"。经司法人员同意后承租人开始搬东西,司法人员对此并     

以实质故意论破解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难题:以环境犯罪为例

国外通常不在刑法典中对犯罪故意下定义,而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采一种实质的故意概念。无论采平面式还是阶层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区分的实质均在于能否肯定故意犯罪的成立。就猎捕、杀害珍贵和濒危野生动物而言,可根据行为人的职业、知能水平、行为的地点、时间、次数等因素,判断是否可能认识到所捕杀对象的野生性、稀少性、要保护性等特征,即有无实质的违法性意识,是否达到了值得以故意犯罪予以非难的程度。     

特定义务关系人自杀时拒绝救助的刑事责任研究 ——以夫妻关系为例

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把夫妻间一方自杀另一方能救助却不予救助的行为判定为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由于当前我国刑法暂时未设立类似于"见危不救罪"这样将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明确规定的罪名,所以故意杀人罪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替代这种罪名的作用.但是这种替代存在诸多问题,此时通过目的解释等方法以及实质解释论等立场对现行刑法进行更合理的解释成...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察

不管是二元方法论还是一元应用法律观都承认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相对独立性,事实的认定由此成为法官裁判的逻辑起点。但长期以来,法学理论界"重法律、轻事实",对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而要想了解究竟有哪些因素参与了案件事实的形     

论案件事实认定说理的不同维度——以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为例

彭宇案判决书是我国近二十年来出现事实认定难题的典型裁判文书,其影响深远,值得重新审视其事实认定说理。本案中就调查程序事实的说理可以依据现有规则进一步补充。由于实体法理论上的争议,对本案中适用公平责任的要件事实存在说理困难。本案的主要证明对象为双方是否相撞这一核心事实,对此同样应当充分说理,但可以在原判中依据经验法则的说理之外寻找替代方案。在证明评价上,本案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认定相互矛盾的诉外笔录和法庭陈述内容,也即两个矛盾的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此外,经由法院外人士在社会大众间传播的媒体事实,因其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也应得到重视。     

融贯于特定场景中的规范、事实与证据——以司法过程为例

规范、事实与证据是司法过程中的三个核心范畴,具有多义性,但又能够在司法过程中融贯一致,无论是探寻本质的定义方法,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都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一点,只有在融合这两者理论优势前提下,规范、事实与证据才能够得到合理而一致的理解。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价值取向——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食品加工生产企业的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行政机关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食品安全事故防范于未然。行政机关在食品安全监管中采用的行政处罚手段应在合法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行政处罚的合理性、适当性,以维护健康良性的食品加工生产环境。     

对法律事实建构论的初步阐释——以主体间性为分析进路的思考

诉讼法学界关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是针对法律事实的认定标准所产生的分歧,但是,争论并没有跳出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要探究法律事实的形成,必须重新考察诉讼活动的性质,进而实现分析进路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法律事实建构论的提出就是这种分析进路转换之后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对法律事实建构论的限度保持必要的警醒。     

证明困难的解决模式——以毒品犯罪明知为例的分析

从解决毒品犯罪证明困难的规范性文件和案例中,可以抽象出解决证明困难的三种模式:调整认定方法模式、变更待证事实模式、双降模式。对于解决证明困难来说,这三种方式在理论和实务中都有各自的利弊,需要客观分析。相对于现代刑事法中的基本原则,调整认定方法模式对证据裁判原则带来了挑战,而变更待证事实模式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带来了冲击,因此应当客观看待法律中的基本原则。     

论个案事实在刑法规范解释中的作用——以《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入户抢劫”为分析视角

刑法规范解释不仅仅是为了理解规范,更重要的是适用规范。解释必然就会有个案事实参与其中并对规范解释发挥作用。刑法规范只有通过个案事实,才能由抽象变为具体,由模糊趋向明确,进而逐步确定规范对事实的涵摄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衍生出规范适用的经验规则。     

浅析女性犯罪的原因及防范——以海盐看守所为例

近年来女性犯罪的比例在上升,女性犯罪呈现出了文化素质低,犯罪年龄低龄化,以非暴力犯罪为主的特点。女性犯罪有其自身的因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因素。我们应该从增强女性的法制观念,加强女性的心理教育,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来预防女性犯罪。     

日本刑法中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参与者及其刑事责任——以共犯理论为视角

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处罚的力度,是当前中日两国的共同趋势.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界定侵权行为参与人的刑事责任.本文通过介绍日本的共犯理论,详细分析了对共犯的处罚外延以及在共犯内部如何区分不同共犯类型的具体标准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具体的判例分析,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的侵权参与人所承担的具体刑事责任.同时,本文还介绍了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法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最后,本文通过分析刑罚在制裁侵权行为方面所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中日两国今后应该共同探讨的几个基本课题.     

论警察防卫行为正当性的判断 ——以“庆安火车站警察枪击事件”为例的分析

对警察防卫行为正当性判断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规范依据是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规定,行政法中的相关限制警械、武器使用的规定是防卫相当性的类型化、具体化规定。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应该考虑具体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行为时一般的理智第三人的立场进行判断。据此,“庆安火车站警察枪击事件”应属于正当防卫。解释论的角度只是权宜之计,还应该从立法论的角度系统解决警察防卫问题。     

浅析外来人口犯罪的原因与对策——以广东省G市为例

目前,流动人口犯罪已构成了对社会治安的主要威胁,面对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如何抑制犯罪,已成为建设和谐南海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广东省G市外来人口犯罪的现状和成因,期望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法来降低外来人口犯罪率。     

诱骗客户投资后使用客户资金行为的“犯罪性”——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

根据现行刑法,证券公司营销员伪造公司印章并利用公司已废止业务诱使客户投资后使用客户资金的行为只能认定为伪造公司印章罪.但是,将此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的精神,故应当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以充分发挥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     

论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多元化——以李华荣、刘士密等人盗伐防护林案为例

随着经济和工业化的强势发展,我国的环境犯罪已成为一种潜伏的、巨大的社会威胁。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对传统刑事责任实现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单一适用刑罚措施已难以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为了及时打击环境犯罪,并保证司法的严肃性、统一性,对环境犯罪实行非刑罚措施是合理的、必要的。     

论分裂国家犯罪的原因与对策——以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为例

解放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根源于＂双泛＂思想的＂东突＂始终在新疆上空阴魂不散,因而导致了从解放至今连绵不断的分裂国家犯罪活动。从解放初＂东突＂分裂分子猖狂实施暴力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至20世纪70年代暴力分裂国家活动逐渐沉寂,再到20世纪80年代沉渣泛起,90年代至今＂三股势力＂频繁实施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此中固然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各种因素。目前,有效打击＂三股势力＂图谋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应从多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儿童保护的刑法难题及解决路径——以温岭虐童事件为例

温岭虐童事件拨动了整个网络的神经,最终以警方撤销案件,仅对当事人治安处罚了结。本文分析了现有刑法规定难以处罚当事人的原因,探寻了现有刑法对于儿童保护的"盲区",并以刑法谦抑性为基本立场反对新增虐待儿童罪。同时,从"身份到契约转变"这一法治精神出发,提出应当扩大虐待罪适用范围的观点。     

基层政府在退耕还林过程中的行为分析——以A县为例

退耕还林工程自1999年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一些基层政府在实施过程中急功近利,一味地追求政绩,中央补贴资金诱使个别官员的败德行为,偏离了中央政府的目标。本文以A县为例,通过对基层政府行为扭曲的分析,探求基层政府行为转换的途径,即公开政务、加强培训、尊重农民的自主创造,以期尽快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借条的行为性质及犯罪形态分析——以杨某受贿案为例

近年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职务犯罪手段，2011年5月，云南省镇雄县人民检察院查处了一起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借条的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收受借条后竟然通过司法途径主张“债权”，并且一审胜诉。笔者通过这一典型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运用民法和刑法理论分析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借条行为的性质及犯罪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