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行程之二:设立国家宪法且十八届四中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张德江出席“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座谈会,要求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内涵: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     

书写宪法的概念

2014年12月4日,中国人民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那一年,很多新出生的孩子都取名叫“宪法”. 60年过去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抵达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厉行法治的一个象征,国家宪法日的确立,再次彰显执政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     

政法要闻

国务院举办宪法学习讲座 3月31日,国务院举办第三次学习讲座,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学习讲座并发表讲话。他指出,深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宪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学习宪法,遵守宪法,执行宪法,维护宪法。要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为契机,增强宪法意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论我国宪法实施的保障

<正> 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应有一部完善的宪法。同时,也要有实施宪法的可靠保证。一九八二年宪法解决了这两个大问题。保障宪法的贯彻实施是宪法的重要内容,它关系到宪法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能否巩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能否实现,以及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和党的盛衰兴亡的一系列大问题。如何保障宪法的贯彻实施,既是宪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又是立宪和行宪的重     

苏联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性质、特点和范围

<正> 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性质、特点和范围问题,是现代法律科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由苏联新宪法和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宪法的实施;在社会与国家生活中宪法的特殊作用;宪法在法律文件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和法律规范的崇高成望决定的。研究宪法调整问题的迫切性,随着创制法律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增长,这是贯彻实施1977年1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的整理苏联立法使之适合苏联新宪法的组织工作纲要及加盟共和国     

坚持不懈推进宪法宣传 建立社会主义宪政社会

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中,我们又迎来了现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的纪念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隆重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切实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这对于推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以法治督察保障宪法实施 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谋划和推进，推动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历史性成就；     

立足检察培训,做尊崇宪法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写在学院师生庆祝首个国家宪法日之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以立法形式,正式决定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今天,我们迎来了首个国家宪法日。12月4日,对于我们法律人而言,是一个神圣的日子。32年前的今天,现行宪法也就是82宪法正式实施,这一天成为国人尤其是法律人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日子。进人新世纪以后,我国将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十几年来开展广泛的普法     

以崭新生动的形式向宪法表达敬畏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把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此举意味着,中国人将以崭新而生动的形式向宪法表达敬畏,宪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实施宪法 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

实施宪法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晓白，张秀青我国现行宪法以突出的地位，系统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措施。因此，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一、实施宪法，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