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建构性正义——当代中国建构性特征的政治哲学表达

建构性正义旨在为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事实上可行和价值上应该的正义原则,强调以渐进性的方式来推动人类的正义实践和正义追求不断走向更加完善的状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该走向建构性正义,这种判断的逻辑依据在于: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建构性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公平正义挑战呼唤着一种建构性正义理论;另一方面,学界对正义问题的研究缺乏一种建构性取向,与当代中国的建构性特征发生了"脱嵌"。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凸显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建构性正义的逻辑起点;以"贡献原则"为主体、"平等原则"和"权利原则"为两翼的"协同正义"是建构性正义的基本原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建构性正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正与负：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功能的平衡与优化

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正向功能体现为主流政治环境涵化、政治情境认同、政治关系整合、政治心理补偿和政治行为监督等;其负向功能则表现为次生公共舆论生成、政治价值易位、道德修辞泛滥、参与认知受限和公共权力监督越位等。因此,对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正负向功能进行平衡与优化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可以通过差序传播弥合认知差异、多维传播建构良好的政治关系、正义传播维护政治"善"治、共识传播整合多元价值、共情传播维系理性情感等五个方面展开。     

重释马克思的正义观

在当今自由主义正义观霸权话语的冲击下,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和重建需要基于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展开。批判自由主义的"形式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出场语境与历史前提;建构与自由主义正义观异质的"实质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终极旨归与逻辑终点;澄明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的论争构成破解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逻辑迷阵。只有在批判、建构与澄明的三重奏中才能走出马克思正义观研究中历史必然性论证和道德论证的两极对立,凸显马克思正义论范式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规范与道德之争——基于《拯救正义与平等》谈柯亨对罗尔斯建构主义的批判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和方法,被罗尔斯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称之为"政治建构主义",用作解释他的正义理论。而柯亨则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中,集中批判了这种社会正义的建构主义。社会正义的建构主义试图在原初状态下建构出正义原则,柯亨认为无论是建构的方法还是关于正义原则的解释,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柯亨对罗尔斯为代表的社会正义的建构主义的批判主要从正义的特殊性、首要性以及受环境的影响等几个层面展开。这种批判实际上也是规范与道德之间的权衡和论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体现了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理性精神的深刻反省。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现代"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传统理性主义,以辩证"实践理性"揭示了资本及其世界历史的复杂现代性生成机制。马克思主义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现代性启蒙,而且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期待与责任担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我主题化"提供了认知与规范的双重建构。     

楚汉相争，胜利者未必就是正义者

翻阅中国历史，发现历史上的中国人信奉“胜利哲学”，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胜利者编导的谎言。 中国人对“胜利”的热情远远大于“正义”。但胜利者未必就是正义者。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是项羽和刘邦。     

话语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全球正义及其可能

自罗尔斯开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正义话题的讨论以来,以博格、贝茨为代表的世界主义者试图将奠基于西方文明背景下的正义原则广泛地应用于国际社会,推行以西方价值为中心的全球正义理论。在理论与现实的政治影响下,我们有义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反思和批判当代全球正义理论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倾向。因为马克思关于社会正义的论述,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依据,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政治正义话语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中国而言,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为指导,吸纳与改造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良善价值,打破西方理论独断局面,成为建构全球正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力量。     

从“苏维埃”到“新民主主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转型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应革命的需要,果断弃用外来楔入的"苏维埃"话语,并适时建构了本土特色鲜明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作为党的核心政治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党的早期革命理论之精华,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基本学说,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整合。通过成功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层面上掌握了话语权,增强和提升了自身政治凝聚力和文化自信,而且标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向度,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良好范例。     

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 ——以"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为切入点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重要经验

新中国7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深层实践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价值-信仰、认知-解释、行动-策略三个层面与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皆有对应的实践。"站起来"时期集中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运动的创造性建构;"富起来"时期通过思想解放、理论开创和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持续推动;"强起来"时期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治国理政和党的建设整体规划和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0年进程体现了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秦汉时期官吏政绩考核制度考述

中国古代官吏政绩考核制度始建于秦汉时期.秦汉时期的官吏政绩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和标准从重视品德到综合考核品德和治绩;考核管理机构从无到有;考核方式主要是上计制度;奖惩措施根据考核结果实施.相比于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的官吏政绩考核制度体现出许多创新之处,同时又有历史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近代西方人学逻辑的历史嬗变

近代西方人学,指的是从文艺复兴之后,到黑格尔哲学这一时期 关于人的理论建构,又可称之为古典人本主义。从人学发展的逻辑来看,大致可 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人的地位确立时期;人的理性确证时期;理性与情感的双重 变奏时期;类人学的形成时期。本文揭示了近代西方人学的逻辑建构过程,并指 出了从古典人本主义向现代人学逻辑转变的理论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复合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的本质是革命理论,包含原则性与策略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呈现出复合的理论结构,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革命和建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一复合正义观具有"人类解放承诺"的基本维度,它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革命纲领和动员群众的道义基础;具有"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基本维度,它构成中国共产党动态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历史科学依据;具有主张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实行"按劳分配方案"的基本维度,它构成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的策略启示。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图式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同学科对它的解释都代表着一种对建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图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有"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要义与理路

建构符合中国政治学学科特色与政治实践发展需求的学术话语空间与方法论体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界的共识与责任。其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在科学实证化的建构取向下,如何在科学理性知识呈现的普遍性与中国政治不可同化的发展脉络之间,维系一种"呈现"与"揭示"的差异共生关系,且在此共生关系的话语空间建构中不断产生既对知识呈现而言的新材料,又对诠释本土政治机理而言的新方法。因此,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与科学化建构相向而行的同时,要避免政治学术话语表述工具化,进而扎根于本土政治实践,发掘隐藏在历史文化脉络中的"原材料"。本文将话语建构回归语言、知识和话语间的内在博弈逻辑,并从语言交错、翻译延异、知识形态差异和演化,以及范式论对真理表述的局限性四个交织递进的层面,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建构及其创新的实现路径。     

分封郡县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分封与郡县是中国传统社会理论中两个重要概念。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关于"分封"与"郡县"的争论不断,足见从分封到郡县这一社会制度转型的重大意义。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分封、郡县优劣之争和当代学者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为有关分封、郡县的优劣思考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启发了有关分封、郡县之辩的反思。     

论政治理性的特征及其功能

政治理性是人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利益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是受人的政治目的和意志所支配的精神活动及在政治生活中按一定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运作的认知形式和认知能力。政治理性作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能动的反映,有着自身的规定性,表现为政治理性具有价值性、群体意向性、意识形态性的特征。政治理性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政治理性的价值性功能以价值观为核心具有对政治活动的导向与评价作用;政治理性的工具理性功能以理性为工具对政治活动具有追求合理性、科学性、规范性的中介与规范作用;政治理性的实践理性功能以道德理性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对政治生活发挥着选择、判定与支配的作用。     

论马克思正义理论内部结构的跨越融合

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性、隐晦性的话语表述方式客观上带来了其实践正义理论新景象的遮蔽,甚至引发了塔克尔、伍德等人误解,指责他没有正义理论,患上了"道义贫血症"。为了更加清晰地彰显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独特性和开拓性,也为了更好地用之观照中国现实,我们需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内部结构之中,跨越融合解构性正义与建构性正义、解释性正义与规范性正义、高阶位正义与低阶位正义之间可能存在的理论鸿沟,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捡取出正义论述,并在坚守其精神要义的基础上,发展能够观照中国实际的正义理论。     

制度、行动与策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生产逻辑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逐步从萌芽状态发展起来、并最终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正式予以确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主要组织载体和最重要的实践样式.在当代ADR的语境之下、现代社会管理的背景中,考察其生产与流变的逻辑,对探明其成长预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从与传统调解制度的连续与断裂、政治力量对社会控制的需求所采取的理性建构以及行动者的策略三个维度,反映出了人民调解制度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生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