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Ⅰ)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东亚FTA体系中的原产地规则与东亚生产体系

原产地规则是FTA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分析了东亚FTA体系中原产地规则的特征,然后从理论上研究了现有的原产地规则对东亚生产体系的不利影响,重点分析了影响机制和渠道。最后,结合东亚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东亚意识与东亚秩序

东亚意识的内涵包括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共有的利益观念.东亚意识有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性"的认同和东亚意识的社会化.未来东亚社会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取决于东亚意识的社会化程度、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东亚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清算意识"还很缺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将在东亚长期存在.因此,可以预见,东亚意识的社会化将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新的东亚社会秩序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一个高度认同,以中日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的东亚社会秩序将会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历史演化与结构变迁

本文依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阐释了国际体系及其转型的涵义。所谓转型涉及到两个问题,即转型的主体和转型的起点与方向问题。国际体系包括本体构成要素和结构构成要素,而结构构成要素包括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本文依此框架考察了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脉络及其构成要素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     

东亚和拉美创新体系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认为,学习和创新是东亚奇迹的基础,而快速学习和技术创新则源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创新体系建设。这种创新体系主要是由企业能力建设、创新网络的制度建设和强有力的政府作用等要素构成的。与东亚创新体系的成功建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从未受到过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陷入了瘫痪。东亚和拉美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四点启示:积极获取外国技术但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产业发展战略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振兴民族经济的责任感和政策实施的方式很重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并加强国家干预。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系:对东亚的挑战

以大规模、快速和更趋自由的资本流动为特点的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稳定性带来严峻的挑战.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全球机构有效功能缺失和美元全球本位存在脆弱性的条件下,无法应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不稳定性.东亚国家缺乏区域性抵御机制而不得不面对更为剧烈的冲击.本文主张通过建立机构化的区域危机救助机制,有深度和广度的区域金融市场,以及区域性的汇率联动机制,缓解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不稳定性风险、增强东亚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实力与安全的背离——建构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基础、原则和模式

本文通过分析“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出现的背离现象 ,揭示了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对于未来国际安全新秩序的解释缺陷 ,并通过探讨“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重新审视了建构未来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基础、原则和模式。笔者提出 ,未来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不再是实力的分配 ,而是安全的分配 ;多边协调与单边行动之间的对峙成了决定未来大国关系走向和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 ;强调相互安全成了世界各国在国际安全合作中的主导取向。因此 ,只有以安全分配为基础 ,以多边协调为原则 ,以相互安全为模式 ,世界各国才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新秩序。     

东亚区域间主义:理论与现实

作为国际治理结构的一部分,东亚的区域间主义在解决当代国际关系中日益增多的跨区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经验和理论层面对区域间主义的概念、形式进行了梳理,扩大了对东亚区域间主义的理论认识。通过相关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权力平衡、利益共享、地区身份建构等因素直接推动了东亚区域间主义的发展,但东亚区域间主义仍然处于考验之中,其发展还取决于诸多相关因素。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冷战后,东亚地区不仅没有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反而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有关东亚安全秩序的既有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体系结构或过程,但不足以解释东亚安全秩序内部的动力和机制,以及这种秩序蕴含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论的解释,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达到稳定周边环境和缓解崛起疑虑的效果,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营造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     

韩国与东亚地区主义的未来

本文首先回顾了东亚各国签订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历程,认为随着东亚各国相互依赖的加强,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将进一步加深,并提出了未来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三种可能方案,进而分析了各种方案可能性的程度。韩国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战略方面,都应该在建立东亚合作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东盟和韩国在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达成的过程中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在中日之间也发挥着协调者和推动者的重要角色。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韩国FTA政策与东亚区域主义的未来

本文首先阐述了韩国过去与现在的贸易政策,以及韩国FTA政策从区域内向区域外的转变,并分别从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详细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韩国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东亚区域主义的影响。随着更多的亚洲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积极影响。东亚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东亚各国是否有能力来共同协调相互间的利益。     

国际金融动荡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目前,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美国经济衰退初露端倪.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此次美国经济衰退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异同点,然后对本次经济衰退的原因做了深层次的分析,最后进一步探讨了本次经济衰退对东亚经济和中 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美国与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七国集团为视角

新大国协调继承了传统大国协调通过外交会议、协商来决策的方式,治理领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多个领域。从新大国协调的起源看,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始起领导作用。本文通过考察"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发现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是新大国协调最有意义的制度创新。这种一国领导、多国合作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协调的治理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多边安全治理机制。由于这种领导的存在,新大国协调产生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主要包括:形成美国意志主导下的大国共同立场、应对国际危机的大国集体反应、其他大国对美国身份的认可以及美国对其他大国分配治理任务。     

日本民族主义与"东亚共同体"设想的内在冲突

日本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建设,并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亚洲领袖.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意识导致日本难以做到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和亚洲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创造和平与繁荣的东亚新秩序,这成为该设想难以变成现实的主要症结.近代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就日益凸显出来,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内的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亚洲邻国的轻蔑和对欧美强国潜在的对抗意识.今天,日本极端的民族主义影响没有彻底清除,不能适应东亚经济政治区域化的历史要求.日本非科学的、缺乏民主和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其"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存在着内在冲突,给日本的东亚政策造成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