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

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表明,协商民主能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而且还能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但是,在思考城市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时,必须要看到,城市基层治理所需要的是协商民主而不仅仅是协商的手段或方法,即必须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民主模式,进而使之成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时不能忽视的一种机制。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

实现治理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社会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而社区治理则是让社区成为公民自治的空间。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自治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强行政与弱社区的错位，社区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不足，社区治理制度缺乏，以及公民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等。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性思考。     

基于整体治理理论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在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由于治理主体的不同以及各个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和分类的复杂性,相应的部门对垃圾的治理还是分散的、碎片化的。这种垃圾治理方式使得政府很难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向一体化和无缝隙的方向发展。整体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对改善当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优化再思考——基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强调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和公职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其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驭社会,进而实现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共治。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仍具有浓厚传统管制色彩的我国各级政府而言,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与政府施政理念,建立公民广泛参与和合作对话的共同治理机制,从而构建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不二的选择。     

社区管理体制变革与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对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政府与社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达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梳理深圳市盐田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分析盐田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为我国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社区治理的文化转向: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从"单位制"转换到"社区制"之后,城市社区诸多病症产生,学界对此开出了公民社会治理、多中心治理、合作主义治理等各种药方,然而鲜见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进行介入。本文在对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调查的基础上,引入社区文化治理的概念,并通过文化活动"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价值、文化符号建构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社区文化治理。最后指出,文化治理是一种自我规训,追求的是一种认同之上的矛盾避免机制,是一种从根源上的积极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治理理论与社会基层的治道变革

治理理论是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治道变革的主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制衡,社会资本是治理的润滑剂和道德基础,强势民主,顾客导向,市场化政府等等。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道变革的启示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开展社区教育、培育公共精神,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等等。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后疫情时代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联防联控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成为我国抗疫实践中的一大亮点。根据疫情中联防联控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实践中暴露的短板",以疫情防控为契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形成长效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成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方向。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论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城市社区的"公-私"和"私-私"这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而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模型,重视社区主体之间双重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多方面的理论依据.这种民主合作的治理方式,经过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已经获得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确认和肯定.     

国家治理、合作网络与公民参与

治理理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代议制民主的异化与政府公共责任的蜕化,其实现有赖于公民参与。公民参与不仅能够证成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实现特定利益的调和,也是建构治理合作网络、强化国家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必须以公民美德为条件,以法治和有序为限度,以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全方位参与为途径。     

多元分化与关系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后单位制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社区多元分化的现实,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纷纷引入新的元素,进行着一系列的关系重构。正是在这种社区治理的关系重构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才得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即单位制社区中"协作式参与治理实践"、街居制社区中"参与式合作治理实践"、物业小区制社区中"介入式参与行动治理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社区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合同制治理:城市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由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的政府治理方式的重要变革之一,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将越来越依靠合同推进.合同制治理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机遇:即合同制治理可以提升城市政府管理效率,合同制治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潜在社会收益.在合同制治理框架下我国城市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即在合作方式选择阶段的效率与公共性的考量,在合同设计、谈判阶段的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完全,在合同执行、监管阶段的政治风险与法律责任等问题.因此,加强城市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建设重在:确保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设立独立的合同执行与监管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维护合作双方利益.     

城市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析论

城市社会治理涉及到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凸显社区的优势,努力实现社区治理与政府治理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上下呼应。加强与创新城市社区治理必须发挥伦理的作用,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消除道德冷漠,统筹社区资源,实现志愿服务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推进和谐社区和社区伦理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