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人性论及良心概念的辨析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性生来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五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第二种主张人之初性本恶;第三种则是人生来无善无恶;第四种是人生来既善也恶;第五种则认为,有的人生来是善,有的人生来是恶。这些观点直到今天都有很大影响。但无论是他们自身的理论逻辑,还是对人性、良心等核心概念的阐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对这五种人性论进行逻辑层面的辨析及在此基础上,对人性、良心等概念进行科学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福克纳和余华小说恶的主题比较研究

人性之恶的解释和表达在福克纳和余华的作品中都是着重表现的主题。在揭发人性之恶时,余华是深刻的,福克纳是鲜明的。比较分析两位作家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之恶、文化之恶和人性之恶展现出两位作家共同对这个世界善的期望。     

国际关系学视野下的人性善恶问题

作为个体和动物的人,具有为己和自利动机,人出于为己和自利动机可能善也可能恶。组成社会后,人的为己就导致了社会对其成员拒斥"恶"的手段,以"善"的手段来为己的客观要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出善的人性;善的人性表现、善的意识是出于不得不,出于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制约和要求,人性问题上表现出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人性形成机制会重现于国际社会中。     

颜元德育思想初探

颜元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秉承经世致用之风,在反对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皆善"与"义利兼重"的独特观点。颜元以培育"实才实德之士"为目标,创立了"实学"与"习行"相统一的德育思想和"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评价体系。颜元德育思想对现代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仍具有重要意义。     

“天人观”视域中的孟、荀“人性论”探究

＂天人关系＂是孟、荀共同关心的话题,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认为＂天＂是至善的,为＂人性善＂的终极担保;荀子提出了＂天人之分＂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力主＂天＂指自然界,并不关涉人性之善恶。孟、荀共同关注的重点是＂人＂,孟子从内在超越和可能性视角认为人性可能为善;荀子则从现实性和经验两个层面对＂人＂之恶与伪进行了逻辑推演。孟、荀对＂天＂和＂人＂的互补性诠释,丰富完善了儒家人性观。     

扬善抑恶 追求人生价值

<正>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纪检会议上谈及人性善恶问题时指出,善和恶对立统一于人性矛盾运动中,善长一分,恶去一分,善进一尺,恶退一尺,人性的改造就是扬善去恶、以善逐恶的过程。人生在世,追求的是一份生命价值和意义,只有牢牢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基准底线,其人生追求才是合乎社会共同价值的,才是安全的、健康的,才是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社会的。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如何在"不敢腐""不能腐"的基础上,构     

公务犯罪的人性基础

公务犯罪是人性恶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本性恶的本质一面,偶尔也不乏善的闪现。但恶的一面,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掩盖善的一面。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能寄希望于自律和道德教化,必须严密法网,建立完善而科学的制度,通过人性化的外在制约来抑制公务犯罪。但是,也应该尽力维护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对抗和牵制恶的一面,为此,道德教化作为抑制公务犯罪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忽视。     

人性因素对我国反腐败的影响

腐败是人之所为,无论是制度建设或是其它什么途径来解决腐败问题,归根结底都要解决人性的问题:人性中恶的因素,要求反腐败要依靠制度建设;人性中善的因素,在培养理想人格,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方面有其独到的作用。人性的可塑性,要求我们对人性中善的弱化进行社会救治,对人性进行提升和引导;同时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和锻炼。     

“化性起伪”思想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启示

荀子性恶论另辟蹊径,在界定"性""伪"之别的基础上,指出"性"是先天的本能趋恶,"伪"是后天的积习成善,并且诉诸礼法、礼义两种途径,力求实现"伪"向"性"的超越,即能动性对本能性的超越,达到化性起伪的效果,最终使人归善如流。腐败问题源于人性中的根本缺陷,是权力在人本能趋恶下产生的变质和异化,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启示主要是:应通过德法并重、标本兼治两大路径,双管齐下,遏制腐败的滋长蔓延。     

自由意志与传统人性善恶观点的比较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善恶的研究,无论性善、性恶还是性无善无恶都有各自的道理,性善着眼于人有向善的可能性;性恶着眼于人有作恶的可能性;性无善无恶把善恶归结为后天的教育。这些观点都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就忽视了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自由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只有立足在承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再吸收我们传统文化中注重后天教育的合理因素,从而重建起我们的道德乃至法律体系,才能解决目前出现的"道德危机"。     

如何重建我们的伦理与信仰

要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要从制度入手.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     

荀子“学以致圣”的道德实践观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建构“学以致圣”的道德实践路径,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礼”的核心思想。在《荀子》的开篇——《劝学》篇论证了“学”的重要性。该篇论述了“学”的重要意义“、学”的主要途径“、学”的终极目的等重要思想。在“学”的理论奠基之下,荀子批判了孟子“人性善”的观点,认为孟子不察性伪之分,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荀子之“学”是“化性起伪”的重要途径,与孟子之“思”形成了学思结合的致圣路径。     

孟子性善论探幽

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是第一次对人性作系统深入的理论思考的哲学家。他的性善论影响极为深远,已为古今学者所广为论及。随着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化,重温孟子的性善论,仍有些隐幽而深邃的思想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探讨。 一、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特征 孟子性善论的起点是把人的本性规定为善。他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人的善之本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先天内存的,具有本源性意义。这种认识虽然是主观唯心的,但在人的自我反思中却具有发现性的意义。其更为深刻之处在于它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中来确定人的本质属性,并以此来确定人的价值,弘扬人类自身。     

梁启超人性观探迹

梁启超主张基于现实的人去认知人性。他从进化论和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求存、私、欲等为不可免的自然人性而给予肯定,但认为在群体生活中要对其进行一定转化和分限。同时,人性中还有超越自然之性的内容,即人的自由性和道德性,梁启超将二者结合为真我(良知)的自由。人性的自然之维与超越之维存在一定张力,使现实人性具有可塑性。梁启超试图采用教育手段,通过自然之性的转化分限和超越之性的生成发用去引导现实人性。     

论孟子与荀子殊途同归的向善路径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四端之性内具于人。他认为提高人的道德修养,需进行自我内省,让人的"善的萌芽"自内而发,进而通过一系列的"尽心"、"养性"、"思诚"的功夫,反求诸己,终成善人。荀子主性恶,否定人的自律,坚持约之以礼,主张通过教化,化性起伪,积伪成善,以达到提高道德修养的目的。孟荀在向善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着差异,但论人性的目的,都是想通过教育加强道德修养,成就理想人格。     

“性本善”的全新阐释

之所以人性善恶不易破解,皆因通常都局限于个人看人性。而人性之人首先指代乃人类而非个人,人性所指也应是人类特有之属性。虽然孟子"性善说"已发现人性善之真相,但对其内在机理却未能充分阐明,这使得近代以来西方之个人主义思想对以其为主流之中华文化产生重大冲击。当摆脱通过个人利己或利他看人性的思维定势,以跨越利己和利他之利人类来认识人性,便可通过人类利益的认识,看清人性善的本质,从而为复兴中华文化找到足够理论依据。     

谈企业的“被管理者不成熟”问题

不同社会的管理理念建立在不同文化对人性假设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在人性假设上,善、恶并存,但总体而言,以善为主,孟子即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在实施管理过程中,往往顾虑极多,难以直面被管理者的不成熟问题,而造成管理行为的摇摆不定。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经济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效益常常不是企业领导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可以置之度外。今天,当我们走向市场经济,效益已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而职工——被管理者——的素质则日益成为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我们再也不能对之视而不见。一美国文化人类学…     

领导干部须常修“五心”

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都更受人关注,因此,务必要保持良好形象,提升为官境界,加强自身修养,常修＂五心＂。 要常修感恩之心，去恶守善。感恩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做人的基本修养和人生境界。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导、同事的帮助，更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培养。     

人性假设理论视域下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完善

西方国家主要存在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和文化人假设等几种人性假设理论。我国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和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在人性假设理论视域下，我国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在考录制度、公务员分类制度、培训制度等方面体现了某些人性化、人本化特征，但是在激励机制、考核结果和退出渠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合乎人性的现象。因此，从人性需要的视角出发，对这几个方面情况的改进和完善进行理论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论幸福的人性基础及其政制前提

幸福是一个派生性范畴,它的内涵取决于人性的预设和政制的性质。从人性"理性—善"视角看,幸福在于德性的完满程度,幸福之人是理性起支配作用、激情和欲望受到德性节制之人。从人性"欲望—恶"的视角观之,幸福是个体的感觉和状态,是欲望的满足和激情的绽放。然而,单论幸福观的人性基础尚不足够,幸福的含义还有赖于政体的本性及其教诲。与古人生活在自然的第一洞穴相比,现代人生活在诸种幻象建构的第二洞穴之中。因此,政治哲学的反思就要拆解古今的法—权之变(自然法—自然权利转换),评判幸福内容的主—客之变(客观性—主观性转变),进而为获得幸福的真理性见解扫清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