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婚罪的法益

重婚罪,向来是传统型、多发型的犯罪。尤其在近年来,重婚现象更是大量出现,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然而由于刑法中关于重婚罪的条款过于简单,理论上对于重婚罪的认定争议颇大,导致了重婚罪出现了认定难的现象。从重婚罪法益的分析角度出发,希望能通过确立重婚罪的法益应当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的前提下,解决重婚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关于重婚法律问题的思考

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近现代各国立法的通例，世界各国在立法上多有禁止重婚的规定，只有少数伊斯兰教国家允许多妻制存在。我国在１９５０年和８０年颁布的婚姻法中都明令禁止重婚，同时刑法对重婚罪也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但是重婚的认定及民事法律后果的承担，...     

司法与舆论关系的公案审视

当代中国司法和舆论的实践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其新格局体现在舆论经常塑造并高度关注司法"公案",舆论高度介入"公案"司法并引发对制度问题的深层探讨,司法机关通过裁判、制度变革等各种方式积极回应舆论诉求。站在理论高度,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与"公案"所具有的社会冲突反映性的本质特征是引发并形成此格局的主要原因,舆论关注"公案"并介入司法实质上具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意涵,司法及其后权威主体对舆论诉求的回应则是应对司法及实现政治合法性的举措。我们应在宏大政治与社会背景中看待当代中国司法和舆论的实践,客观对待"司法去政治化"的主张,审慎作出"民粹主义司法"的判断。     

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

能动司法本质上是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立法权的侵蚀。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体现了法律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应作为能动司法的边界。依据宪法,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解释宪法,司法机关没有宪法解释权。但通过人大常委会"督宪权"与司法机关"司宪权"之不同层级的分工,司法机关应享有默示的授权以对普通法律做合宪性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即在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之间构筑了联动关系。     

建构西部村庄治理中的“法治”机制

我国西部因为特殊的区域地理位置和特有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元素凝重、现代性的社会基础薄弱,形成了乡村治理场域中的特殊机理。因而在面对当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时,民俗化、行政化、非法治化的管理形式呈现出显性特征。因此,完善西部村庄现代性治理的"法治"机制,着重在于:1.加强"以法治村"法制意识的培育;2.乡镇政府的治权由"权力型"向"法治型"转型;3.基层司法由"司法行政化"向"司法独立化"转化。     

“司法三段论”的语境考量——以刑法为例

三段论适用于司法判决的难处在于,"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与三段论大小前提的属性不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之间不具备三段论大小前提之间的确定关系。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超语境的,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语境化的,具有或然性,大前提是针对特定语境的,小前提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特定语境勾连了"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司法三段论"的中心并非在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上,而是在大小前提共同语境的判断上。     

论宣告死亡对被宣告死亡人重婚罪的影响——反思宣告死亡刑法上的效力

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婚姻关系从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有再婚的权利,而对于失踪人在不知道被宣告死亡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再婚,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无疑对被宣告死亡人重婚罪认定产生困惑。关于死亡宣告刑法上的效力,有肯定和否定之争,通过对死亡宣告中"死亡"性质和犯罪事实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死亡宣告的法律后果在失踪人生存的情况下不具有刑法上的效力,即死亡宣告后,失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再婚行为构成重婚罪。     

新媒体下司法公信力提升问题探析

新媒体的勃兴对司法公信力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新媒体时代,面对汹涌的司法舆情,司法机关不应再固守传统司法回应模式,而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有为的行为,从司法舆情应对原则的科学性、应对体系的有效性及应对措施的多样性上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贸易摩擦下美国域外专利管辖实践及我国应对

近年来,知识产权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争议焦点,尤其是专利问题已然成为两国政治力量角逐的工具。为了打压中国,美国法院创设新型司法实践,开始对标准内的域外专利行使管辖权,我国通信企业被牵扯其中。尽管美国程序法上的管辖权扩张和实体法上的FRAND承诺可以为其提供法律依据,但是这种新型司法实践对我国法律制度和通信企业提出了挑战。为了保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我国应从法律制度上寻求突破口,一方面利用"外国判决的不予承认与执行"来消极应对,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国内相关法律规定,以更积极的措施应对美国的挑战。     

自诉案件的公诉化——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立案范围的界定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案件职能管辖中,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的分工存在交叉。人民法院自诉范围的扩大化,不仅不符合国际立法的趋势,也给被害人行使控告权带来了许多限制,妨碍其获得司法救济。大量自诉案件的公诉化,给实际操作也造成了混乱。立法应对自诉案件的范围做一调整,将有暴力、隐蔽特征、取证困难的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尽量避免自诉案件的公诉化,以明确两部门之间的立案分工。     

宪法司法化还是宪法立法化?——论我国宪法实施的首要途径

作为一个具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我国要实行法治(制度化治理),最根本的就是要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由此引出了"宪法司法化"的话题。从有关争论来看,宪法司法化实际上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但这个主张在我国难以成立。相比之下,对于我国宪法的有效实施来说,更应该强调宪法立法化这个途径。宪法立法化是指宪法(成文宪法)需要通过制定一系列更加具体的法律才能具体化,并且通过具体法律的有效实施才能达到全面落实、有效实施的效果。宪法立法化不是保证宪法有效实施的充分条件,但却是首要条件。我国在宪法立法化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立法缺失和立法质量问题,是导致我国宪法难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因此继续推进我国宪法立法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     

民意与司法的较量——以司法审判中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为分析视角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阶层分化的敏感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社会贫富差距日渐扩大,广大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升级,其诉求得不到呼应,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司法审判的民粹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民意与司法之间的较量所产生的司法民粹化现象,找出其成因,并为其治理提供一定的建议。同时也为我国法治中国、和谐中国的建设以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一份支持。     

能动司法:必要性、问题与路径选择

倡导能动司法是现实的选择,这是因为能动司法是社会转型期应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力手段,有利于提升司法的社会认同度和法律价值的实现,还有国外的成功实践作为重要参照。反思当前我国的能动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未能正确把握能动司法,盲目强调司法调解结案率,以非审判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在贯彻能动司法的过程中,一些司法工作机制的创新探索需要加以引导;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为指挥棒,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坚持正确理念,恰当实现能动司法的价值,应正确认识能动司法的内涵,走渐进式道路,提高法官的职业化水平。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法制创新路径探索

法制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是所有制度中最为重要、稳定且权威的制度。法制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重要路径,也是"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应有之义。针对湖南当前所面临的立法供应不足、行政执法乏力、司法保护软弱以及法制文化落后等主要法制问题,文章明确了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法制创新的基本路径,即: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思想武装,发挥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和完善政府行政执法职能,加大司法改革力度,以期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实现法制创新对"两型社会"的切实保障和积极促进。     

关于“司法”语义及其阐释

对司法内涵的把握直接影响着司法改革的目标确定与路径选择。目前,关于我国司法的主流观点主要包括"司法"即纠纷的法律解决,"司法"即诉讼,"司法"即审判,这些观点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我国的司法内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话语结构,"司法权"与"司法活动"均是诠释我国司法概念的重要元素。"司法权"的话语结构坚持司法权为裁判权的专属性;"司法活动"的话语结构则强调司法活动参与主体的国家性和多元性。刑事领域中,司法活动以司法权(审判权)的运行为核心,强调侦查权、检察权、司法行政权各自独立存在,以及司法权对整个司法活动的规制与约束。在司法的概念下区分不同描述对象,是澄清概念误区、尊重司法规律、确保司法改革顺利进行的理论基础。     

论我国立案登记制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以衡平当事人诉权保障和司法资源有限性为视角

立案登记制的改革,有效解决了"立案难"这一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极大地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但是,由于案件过滤职能的阙如和诉前纠纷解决机制的欠缺,该制度也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案多人少的矛盾更为尖锐,损及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业务庭间的业务职能产生自发性流转,危及程序运行和司法权威。当然,保护当事人诉权是现代司法必须恪守的基本价值理念,但正视司法资源和司法功能的有限性,也是现代司法规律的内在性要求。因此,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当下的司法改革应该着手建立合理的案件过滤机制,并要厘定业务庭在立案登记制度下的职能分工。     

疫情防控与上海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现代化

抗击疫情的"上海模式",可以概括为"党建+系统化、法治化、网格化、专业化",即党建引领的"四化一体"模式。为推进后疫情时期上海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建议进一步优化国际化大都市公共危机应急体系,完善以社区为"根据地"的疫情防控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危机"全民化"应对能力建设长效制度,以及加强制度化开展城市公共危机研判评估和专项推进工作。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

首先分析了行政复议司法化的理论内涵,并说明了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非司法化的具体表现及其弊端,说明了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重构的一些设想以及具体的方式方法。     

试论目前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形式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既然宪法是法,而法皆具有可诉性之品格,那么宪法司法化就是理所应然的,从纯理论角度讲,宪法司法化有两种实现形式: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下,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是难以实现的;而以“冒名上学”一案为契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将成为也已成为我国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而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模式。     

论司法公正

我国当前存在司法不公的种种表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深化司法改革,建立、健全我国司法公正保障机制:改革现行的司法行政化体制,确保司法的独立性;改革现行的法官制度,确保法官队伍精荚化;改革司法监督机制,确保监督效果;兼顾公正与效率,探索实现同步提高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最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