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机制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合作治理

积累社会资本,构筑一种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石。追究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是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行政伦理、公共政策既缺乏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又缺失了对信任文化的营造,导致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促使局部地区环境治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坍塌,从而引致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有效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推动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环保类社会冲突动力机制的理论阐释

近年来,我国各地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政治冲突事件使得我们追梦、筑梦、圆梦的路途面临着许多"沟坎"和不确定因素。综合起来看,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价值累加、集体兴奋、大众社会和边界博弈四个方面作出理论解释,这也是环保类社会政治冲突动力生成的基本根源。其中,价值累加通过环境问题的结构化怨恨累积和转化起作用,集体兴奋通过基于环保问题普遍亢奋的三重效应起作用,大众社会通过环保类民间组织缺失及功能减损起作用,边界博弈通过"闹大"嗜好的赌徒与抗争心态起作用。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应从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入手,重塑政府信任。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表现形式。改革中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利益调整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广大群众较为严重的政治依赖性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根源;公民开放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与不适当膨胀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思想根源。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基于对政府信任式微原因的分析,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要重塑政府信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     

转型期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多源流分析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呈现多发态势,参与人数、发生频率逐年增长,冲突程度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对社会秩序、稳定产生极大冲击,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影响。社会群体性事件具有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线性的分析模式无助于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运用非线性的多源流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中问题源流、社会心理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回应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冲突理论

从近年来我国群体事件的处置来看,导致事态失控的政府回应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较强硬的措施加以应对,另一种则是无回应,即有关部门对事件采取消极不作为的态度。文章通过社会冲突理论的视角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有其必然性,而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不必以一种"泛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待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这样的视角也是政府在回应、处置群体事件的政策制度方面得以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农村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治理——基于冲突过程和典型案例的分析

对中国农民抗争事件的分析已经形成了多种解释框架,但却不同程度忽略了对事件发生过程中冲突背景的分析与探索,对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演化解释力度不足。通过三组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征地类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从冲突积累到冲突激化再到冲突缓解的过程,其中利益损益是主要的诱发和累积因素,基层政府、企业与农民面对冲突时的应对策略和互动方式是决定冲突强度和走向的关键变量,制度压力则贯穿始终。针对冲突的演化过程及不同阶段的主要激化因素,需要将短期性的策略组合和长期性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制度层面的措施着力于解决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非制度(策略)层面的措施则侧重解决冲突过程特别是激化阶段的问题,在面对冲突扩大时,需要采取理性的退让策略和合作策略,避免激化策略和对抗策略。这一分析模型对今后治理农村征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农民利益矛盾的一种反映。新疆农村群体性事件,对于维护新疆稳定、促进新疆经济繁荣、推动新疆社会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新疆农村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对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地方政府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以西部C市为例

当前是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指标,正确认识和处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意义重大。本文以西部C市为例,在分析其近年来突发群体性事件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基础上,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产生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最后提出了当前地方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措施。     

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态势及其动态应对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基本态势是:群体性事件类型格局从过去单一的物质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转向多元类型并存的格局;发生的动因从在过去共同物质利益受损粘合点走向共同群体意识粘合点;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方式从被迫性转向主动依法抗争性;新兴媒体对群体性事件助推作用更加凸显等。根据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态势应采取动态管理机制,包括群体性事件分类治理的方针;动态追踪人民内部矛盾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以构建公民权利平等为核心路径化解社会不公平感的冲突源;根据非线性的演变特点健全社会矛盾预警和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等。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群体性事件,但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预防的。从社会学价值累加理论的视角对群体性事件成因进行分析,可为解决群体性事件提供借鉴和指导。     

当代湖北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诉权解读

当代湖北社会矛盾根源是经济发展落后和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潮以及内部一些错误都有关联。从统计数据来看,民事纠纷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极易演化为刑事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诉权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解决机制,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机制。在非诉解决机制方面,湖北省已经摸索出若干有益的经验。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法学视角下集体行动的概念与正当性辨析

"群体性事件"概念由于不能内含当前社会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具有内在的缺陷。以"集体行动"概念指称这类群体性冲突,把集体行动视为是公民以联合行动的方式维护自身生存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一种法律行为,可以将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涵摄在内,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冲突的本质。从法律冲突、法律效力、权利的性质以及人的自我发展等方面对集体行动进行分析,说明社会转型期发生的集体行动具有正当性依据。     

人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抗争动员——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混合方法讨论我国人际关系网络对于社会抗争动员的影响可知,当下,我国社会的群体抗争动员结构尽管也存在"组织""空间"等因素,但实际上均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其支配性基础,这与西方社会以组织、网络和空间等因素多元组合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临时性关系行动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注重对外动员;而由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发动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其动员则既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及其治理路径之思考北大核心

根据发生缘由、核心诉求等方面的不同,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事后救济型群体性事件和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两种类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性质、参与主体、产生的原因、发生的时间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通过对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和治理过程的分析发现,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在整个过程中缺位是造成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且暴力化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根据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成因,分别建立有针对性的诉讼制度,畅通公众表达、参与和救济的司法途径是我们解决和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