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系统性创新及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差异性,导致中国社会矛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直面社会矛盾"凸显期",在40年社会矛盾治理中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话语体系、矛盾治理理念、矛盾治理策略和方式、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矛盾治理目标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治理经验。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地方政府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 ——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研究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整合政治权威、实质权威、规则权威与传统权威,把政治、行政、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汇聚于工作小组,创造性地将政策对象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的权威来源制定相应的谈判策略,从而实现了集中力量攻坚土地整备的目标。研究基于权威支配与策略选择建构的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般模式,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背景下"中国之治"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呈现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推行数字政府治理是过去十年间各国政府应对互联网社会变革的基本策略共识。尽管刚刚发生的"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已经用事实反映出既有数字政府治理策略的缺陷,但对其进行的严肃反思仍寥寥无几。借助梳理数字政府治理运动的核心文献,不但可以提炼出其中"技术—组织—权威"的基本策略逻辑,更重要的是得以揭示该逻辑所引发的歧义与恐慌。面对后真相时代里传统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失效,以及政治精英与公众间正义观念的尖锐对立,数字政府治理究竟能否提供公众需要并信赖的信息、能否摆脱科层制组织文化的束缚、能否建立起人格化的"关联型"权威,将成为决策者应用这一策略来应对危机过程中必须持续反思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策略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治理结构性因素和治理构建的策略选择具有密切关联,不同治理研究范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大相径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中尤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治理研究范式进行理解和创新。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促使国家、市场和社会制度的重构,从而形成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市场、社会共同构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     

“十九大”全球治理观影响下的中国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党的"十九大"在过去五年国家治理活动和国际参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性,这一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必然会影响中国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安排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格局。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际贸易原则、贸易安排及实践活动,并在纵观国际上其他国家现行的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及贸易安排基础上,提出应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战略推进我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观点。具体而言,中国可以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在全球贸易治理中融入价值链理念,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为全球贸易治理理念贡献中国方案。     

主辅结构与模糊化运作:城市社区的简约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并未出现"共治"格局,而是呈现主辅关系。主辅结构及其协作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基层治理中的简约主义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当下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的基础。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可以概括为"模糊化运作",包括模糊化分工、人情化动员、梯度化资源配置与柔性化权力运用等主要策略,是社区主辅结构在简约治理中的主要运作逻辑。陌生人社会和去政治化动员是社区简约治理演变的主要特点,并由此形成社区风险规避、选择性应付和去群众化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基层组织脱嵌化,这将透支简约治理赖以维系的社会性资源,社区治理演变成少数人的游戏,简约治理最终解体。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基本理解与困境应对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治理的本原内涵出发,国家治理指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其强调的是"国家"与"治理"的双重意涵。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又要充分发挥治理优势的治理形态。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法治、民主、协商、高效是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共识缺失、既得利益集团危害、精英共谋的困境。以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指导,从基本理解出发,要应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必须构建成熟的多元主体。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公共治理之道

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公共治理体系,提升反腐倡廉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存在治理主体"虚化弱化"、治理手段"路径依赖"、治理机制"激励弱化"三大"统治"与"管理"路径下的内生困境。因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需要走向"公共治理",建立健全"中心-多元-立体"的公共治理结构,全面强化预防、监督、惩治和保障四大功能,重点优化"控制-协同-激励"为内核的治理机制。     

全球治理国内研究回顾与展望 ——基于CNKI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剧烈变化,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日益凸显,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已成为多数国家政治行为主体呼唤的共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参与中态度愈发积极,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运用CiteSpace可视化程序对近五年全球治理国内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历程、研究现状及热点,不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提供"中国方案"。未来全球治理参与及全球治理研究需学习借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积极拓宽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与视野。     

以包容共进精神共建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环境

2014年中央政治局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学习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考了古代治理思想之后提出治理社会应注重"德主刑辅"的要求。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丰富和深化。转型期的中国尤其要注重社会治理的策略原则和方法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际上直接呼应了我国转型期追求和谐社会环境的诉求。尤其在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关键在于如何使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共生关系环境,促进社会治理的内在协调。所以在法治前提下,人们应在包容性的公共理性指导下积极寻求公共治理参与规范建设,实现多元主体共治,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入世”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正在加入WTO的15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临着更严峻的、根本性的挑战。区域贸易协定尤其是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快速发展,并成为发达国家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的首要途径,但同样面临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经济衰退和反全球化浪潮的严重制约。中国充分利用了"入世"红利,但并未在WTO中采取积极进取的策略,     

元治理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逻辑及实现理路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既要重视借鉴其以往相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也要注重其本土化的治理实际。元治理既凸显了公民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的"多样性",更注重国家在治理中的元作用及组织间对话,试图在国家化和自由化之间寻求社会可接受的有限理性治理策略。元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耦合性,可以从构建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营造以法治为引导的多中心良性互动治理结构、建设以治理信任增量为基础的治理主体间学习网络等方面入手,来探索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理路。     

空间变革中“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式微及再造

城市化实践促使"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介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会之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形态已不同于传统乡村共同体。"村改居"社区的"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的变革直接导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资本流失、社会记忆离散及社区关联断裂等实践困境。为此,强化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借助市场力量辅助推动、凝练共享型社区"新传统"等成为再造"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三个应对策略。     

边疆治理现代转型: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应确立科学的推进策略并选择恰当的实施路径。从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角度看,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公共治理权力为轴心合理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边疆治理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的转型。为此,应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为边疆治理的现代转型打好社会基础。     

腐败成因诸视角述评及综合治理原则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对腐败现象的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对腐败成因的观察视角各有不同,大体归纳为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法学三大方面。然而,任何单一视角对腐败成因的分析都存在其有效性,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基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及政治危害性,任何单一视角下的解决策略都难以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多视角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坚持综合治理腐败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并对未来的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共谋行为”的运行机理及其治理

政府"共谋行为"是组织行为的逆向选择,在政府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其影响不容忽视。文章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切入点,对政府共谋的内涵,政府共谋行为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联、运行机理等了系统的阐释,提出整合政府权责机制、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组织协调机制以及完善监督机制等政府"共谋行为"的治理策略,以期为治理该行为、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