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前国际格局与国际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安全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动。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可谓大变革、大调整、大危机、大发展,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传统豪强衰势初现,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多极格局更加明朗,由此加速了国际治理机制向多变治理、合作治理的转变。     

国际格局转换的间歇理论研究与再认知

"冷战"结束至今,对于当前世界格局具体形态至今尚无定论。纵观国际关系史发展脉络,国际格局转变是基于各方力量的平衡,而要实现新的平衡,需要经过多次不同主体间的斗争才能实现。对比当今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对比仍处于不断斗争之中,当今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两种格局的"过渡"状态,即国际格局转换的间歇期。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充分认识这一阶段的特征,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自身影响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际格局：中国需要“和稀泥”

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中美共管世界”（G2）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中美作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     

略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一种理论的视角

在学界和政界,关于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主要有"多极格局"、"一超多强"、"正在向多极化过渡"、"单极格局"等观点.究其原因,一是对冷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评价不同;二是对有关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有别.本文以对基本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对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做一些尝试性的理论探讨,力图证明现有的国际格局既不是"多极的",也不是"一超多强",而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     

习近平国际秩序观论析

习近平国际秩序观主要表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立场与态度,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与角色定位,以及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理想追求。习近平认为现行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但是依然存在强权政治及不公正不合理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努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习近平把中国定位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他所主张的理想国际秩序方案、主要国际秩序理念及理想国际秩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是具有全球视野与历史担当的国际秩序方案,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述评赫德利·布尔国际社会与国际秩序思想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里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术群体,其中,以赫德利·布尔最为学术影响性。他的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思想成为英国学派的核心理论,并且一直保持着区别于美国主流范式研究的独特地位。对他的这种思想的研究,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我们对国际政治"边缘"理论流派的重视。     

国际战略格局新变化与大国外交新思考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加快重组,大国关系复杂多变,西方大国之间、新兴大国之间、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都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嬗变,中国的位置更加关键、处境更加敏感。一、国际战略格局进入＂新一超多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年来,国际格局多极化进入历史新阶段,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     

年中国际观察：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北大核心

当今世界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两而性交互作用明显。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势不可当;另一方面,各国内外矛盾相互激荡,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定,风险和挑战增多增大,考验着各国的政治和外交智慧。     

国际能源格局现三重变化

第一重变化是世界石油市场呈现出“区域化”格局的特点。如果石油供给出现瓶颈,某个区域价格将会较大幅度高于另外区域,西德克萨斯原油（WTI）与布伦特（Brent）原油基准价格之间的价差呈现出倒挂就是“区域化”格局的重要表现。     

2018国际观察报告

2018,风云激荡,大道致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汹涌澎拜,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秩序深刻演变,全球治理深度重塑,正义呼声更加响亮,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带给人类正能量和新希望。但同时,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国际秩序遭受新考验。世界经济风险增多,增长动力不足,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自由贸易受阻。多国政局不稳,社会思潮异变,极端主义复燃,暴恐活动依然猖獗。     

国际秩序进入“后西方时代”

长达五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进程。当今世界的面貌基本上就是西方国家塑造而成的，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也是以西方的“启蒙价值观”为基础；我们所说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同家所谓的“国际秩序”，就是美欧侣导和制定的围际机制；所谓“现代化”，说到底就是西方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     

百年变局下的国际格局调整与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关系

全球抗疫防疫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历史影响的疫情政治经济学创举,为迈入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新历程作出新的诠释和导引。启迪人们思考后疫情时代,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经济格局、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什么样的大国关系,乃至最终归结于什么样的中国未来。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世界经济萧条与危机,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并为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在实践中凝练的抗疫成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夯实了基础和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周边地区的融合区和重启的首要之地;中美大国关系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大国关系稳定,周边国家的关系才可防可控可稳。严峻的全球疫情使人类愈发强烈感受并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是缥缈的理念和抽象的概念,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已经与世界相互嵌入、环环相扣。东亚国家在疫情挑战面前选择了团结合作与同舟共济,RCEP的签署必将为促进东亚发展繁荣增添新动能,必将增强区域共同体意识。     

中国发展与国际金融秩序

世界增长的中心正在向亚洲向中国转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应抓住金融战略过渡期这一时期,加快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的进程,以积极姿态从事对外的金融事务。     

剖析“新型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是指大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它是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规则的决定因素。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经历了二战之前以“对立与战争”为主的时期,冷战期间以“对峙与竞争”为主的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以“竞争与合作”为主的时期。前两个阶段为革命性国际体系下的传统大国关系,后一个时期为稳定性国际体系下的“新型大国关系”。     

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新发展格局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美贸易战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形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事关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综合竞争力提高以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长期工程,是中央反复多次提出的发展要求。当前,为了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必须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打造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构建健全的法律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资本来我国投资,以巩固并提升我国的竞争力。     

理性视角下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目前为止仍然是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概括。从中国传统家庭、国家及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表现出发,发掘其中的＂理性选择＂因素,力图对这一概念有新的理解：＂差序格局＂在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情感纽带的同时,也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性特质。     

中外思想家论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之学在中西文明之学术发展中生成和成熟起来。政治文明一般是指特定文明类型中的政治系统部分或在具备正当性的政治制度、政治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良好的政治秩序。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思想可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扬弃和借鉴。     

论社会认同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基于差序格局的思考

社会认同作为重要的社会心理机制,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意义。本文从差序格局的范式出发,结合四个访谈,对社会认同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认为社会认同具有差序格局特性,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认同。高层次的社会认同将有利于低层次社会治理的开展,低层次的社会认同将对高层次的社会治理产生阻碍作用。在社会治理中应当整合协调社会认同,构建团体格局,加强信息公开与群际互动,激发民众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     

新安全格局下社会治理转型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概念以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不断进步,并取得突出的建设成效。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关国内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安全发展。当前我国面临愈发严峻的国内外安全风险,社会治理也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趋增强,与国家安全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在整体上呈现“统—分—统”的关系,既是对社会治理概念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持续完善的过程。党的二十大开创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之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从而实现了新安全格局下社会治理的新转型。     

构建新安全格局: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专章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进行全面部署,这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是第一次。新安全格局的核心就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据此需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