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生育意愿、伦理现状研究

采用自编问卷对93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当代大学生在生育孩子性别上没有明显偏好,计划初育年龄大部分在25岁以后,并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生育二胎意愿;大学生对同性恋家庭模式持包容态度,对丁克家庭模式也未有明显反对倾向,大学生在"借腹生子"问题上普遍持反对态度,在人工流产和大学生捐献精子问题上则持保守态度。结论当代大学生在生育意愿上表现较为理性、客观,大学生更加以个体为本位,在生育行为上,个人利益权重正在增加。大学生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正在减小,在生育伦理上持更为开放态度,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传统延续,所以,当代大学生在生育伦理观念上传统与开放并存。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

在家庭发展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家庭发展能力理论框架,为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实证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且对中国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限制了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利、改变了不同家庭的禀赋构成和策略选择空间。在政策约束、市场主导和家庭资源整合三重力量交互作用下,中国家庭在自身的结构调整和策略重组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但是在当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自我调整能力下降,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以帮助家庭更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将开放单独夫妇生育二孩作为过渡,逐渐向城乡二孩晚育政策平稳调整,以增强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     

论农村人口控制的微观机制

要实现计划生育目标,必须有一套得力的人口控制机制。所谓人口控制机制,这有宏观微观之分。从微观来讲,主要是指在以家和户组成的村庄为基本单位的层面上使直接的人口生育在经济、社会各个关系之间形成有效的直接控制。它包括家庭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的需要在家庭小环境中能自觉地控制人口,农村形成了良性运行的控制人口的微观机制。微观机制,在农村人口控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人口生育首先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主要地直接地表现为由夫妻双方组成的家庭而产生的一种生育行为。家庭夫妻的生育行为既要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更重要的是由家庭小环境的直接制约和支配,是由家庭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生育观念所决定     

基于个人经济利益考量的低生育率之忧及化解对策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低生育率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我们担忧的是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应围绕低生育率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针对性措施。从个人经济利益角度来考量，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带来结婚意愿下降、离婚率上升；女性经济独立与女性生育工具性的矛盾；个人生活品质追求与生育负担的冲突；生育由“养儿防老”的家庭需要衍化为一种社会责任；新的法律法规倾向于尊重个体、保护个人权益，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导致了新的不平衡；等等。因此，应从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的角度顶层设计鼓励生育的法律政策；推进家庭劳动社会化、智能化，解决育儿、养老者的后顾之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让年轻人愿意结婚、生育；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鼓励年轻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减少女性生育风险，化解生育焦虑，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照料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家庭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老年人能否为子女下一代提供足够的照料资源，是子女生育决策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北京市育龄人群大部分处在照料孩子的单压力下，当生育第二个孩子时，老年人照料和儿童照料双重照料重叠交叉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制约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家庭如何寻找新的替代性儿童照料资源或者国家和社会能够为儿童照料提供何种帮助是决定未来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的关键，因此要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以积极应对。     

社会公众二孩生育影响因素研究综述:2003-2015

通过对2003年—2015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现状、差异和变化进行总结。年龄、生理健康保障是影响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影响公众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与生育意愿呈现"U型"关系;经济压力对生育成本较高的公众有重要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则对孩子数量和质量有双重需求;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生育意愿,决策权更多取决于男性;主观效用显著增加社会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农村地区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存在女孩偏好,但没有显著差异;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代际传递。     

二孩生育与城市妇女就业的“互相关”——一个经济学分析视角北大核心

二孩生育与城市妇女就业是一个互相关过程:二孩生育对城市妇女就业存在负面影响,同时城市妇女就业参与也会降低二孩生育水平。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主要原因是二孩生育与妇女就业的相对机会成本高和生育的边际成本高。缓解城市妇女生育和就业的矛盾,经济措施包括转移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实施家庭津贴制度、规范和发展家政服务市场。     

浅谈中国式婚姻与生育

通过描述分析法和均值比较法分析中国婚姻特征与生育特征。结果表明:学历与年龄对中国男女的初婚、婚姻状况影响较大,中国式婚姻具有男强女弱的色彩。就生育特征来说,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数和理想生育数都在减少,中国家庭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生育数,中国人从较强的男孩偏好转向儿女双全。     

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改革开放30年农民生育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中,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贯彻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民的生育观念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这是一个最先由国家政策从外部强行输入,后伴随农村经济文化发展而内化、自愿转变的过程,经历着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虽然至今内化的程度不很高,但从农民现有的生育意愿中我们已能捕捉到许多充满现代色彩的可喜亮点,这些亮点表明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正在逐步淡化,而现代生育观念正在逐步形成。     

两险合并实施后生育保险制度未来走向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持续增长,保障功能稳步完善,制度发展更为可持续。然而,生育保险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发展表现在城乡结构发展失衡、区域结构发展失衡、群体结构发展失衡、性别结构发展失衡;不充分发展表现在覆盖范围不充分、待遇给付不充分、潜力释放不充分。进入新时代,我国低生育风险正在日益凸现,要根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在“二险”合并实施政策指引下,坚持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三个理念:公平、正义、共享,把握生育保险改革的三大要点: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调整支出结构,发挥生育保险制度在二孩生育行为与意愿中的利益导向功能。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产生大量的双独家庭、单独家庭,不同家庭类型的变化将引起政策生育率自然回升,如果考虑到有部分家庭放弃生育二孩,则意愿生育率会低于政策生育率。本文从独生子女婚育选择的角度出发,使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由双独家庭所产生"4-2-1"家庭的数目受政策微调生育的影响较小,政策微调可以大幅度降低一孩家庭的比例,二孩家庭比例的增加无疑会降低家庭风险,且不会大规模地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因此,中国应当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增强人口结构的合理性。     

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对家风建设的影响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新政策的实施将在社会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对家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影响体现在家庭传统层面和个人品行层面,主要表现为有利于家庭美德的传承、亲属文化的接续以及优良品德的培塑、健全人格的培育。     

全面二孩时代下女性生育意愿及相关问题浅析

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积极应对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我国严格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宣告终结,正式进入"全面二孩"时代。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生育成本、就业压力、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影响下的生育意愿惯性以及缺乏相应的人力、物力、精力和场所对孩子进行照顾等方面成为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笔者从社会政策视角出发,分析研究打消女性生育顾虑的可能,使"全面二孩"政策发挥应有之义。     

女权视野下的富人超生问题

富人超生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女权理论认为,人的生育欲望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主张多育的生育文化观念则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妇女权利的增加可以改变陈旧的生育文化观念,并有利于最终造就一个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男女之间的社会结构不仅是一种支配与屈从的人际关系模式,更是一种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和利用模式.当前,我国的女权发展不足,妇女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处于劣势,社会上轻视妇女权利的现象还比较严重.通过发展女权应对富人超生,需要将女权发展战略与加强生育控制有机结合,需要将富人因超生而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投入到女权发展事业中,需要全面把握、科学理解党和政府关于发展女权的有关规定,将女权发展提升到新高度.     

广州市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调查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封此有大量的调查研究。一般的总结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男孩与女孩在家庭养老、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效用差异。农村传统的生育文化、传统生育观念、B超机的普及成为导致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通过在广州市农村的调查,发现这些原困正在发生一定的变化,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地控制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政策建议。     

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生育意愿调查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以贵阳市的农村务工青年为调查对象,了解他们生育意愿的现状、影响因素,探讨生育意愿对于青年生育行为的影响力。采用偶遇的方法,选取在贵阳市务工的300名18~35岁的农村青年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8份,回收率为92.7%。结果是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生育孩子数量在有无国家政策限制的情况下,都不愿多生,已婚的生育目的多注重孩子养老的一面,未婚青年的生育目的多是为了增加夫妻的感情,增添家庭的乐趣,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未婚青年注重孩子的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已婚青年多注重孩子在现实层面上的意义,并且,外出务工青年大都注重提高孩子的素质,对孩子都有较高的期望。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的生育意愿大多符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在有无政策限制下都具有较大的一致性。     

人口现代化效应研究——基于人口控制力的分析视觉

人口现代化效应是人口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首次引入人口控制力概念来阐释人口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或经济社会发展力)。人口控制力主要由生育文化力、政府控制力构成:生育文化力是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力量,它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效应通常表现在四个方面;政府控制力是政府为实现其人口战略目标和人口经济规划去干预人口运行、调控人口变动的能力,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为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带来的收益     

当代大学生生育观研究

大学生对生育行为的看法和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未来居民的生育行为。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性别偏好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出中国大学生生育意愿现状。针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多元化的现象，提出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生育观的建议。     

四川生育水平估计与未来人口总量预测研究

生育水平是影响人口预测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对四川2000年生育水平数据进行重估,进而依据该数据设计出合理的预测方案来对未来四川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对未来人口规模、育龄妇女数等一系列人口指标进行考察,得出相关结论,并认为本方案下的人口规模与生育水平最有利于四川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生育伦理责任的内涵及实现

在生育的社会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政府作为人类整体利益的＂守望者＂,理应肩负起最重大的生育伦理责任。政府生育伦理责任主要表现为依据＂善＂与＂正当＂相结合的伦理思维路向,履行适度生育、优生优育、生育补偿、生育技术等方面的伦理责任。若欲政府承担相应的生育伦理责任,必须树立生育伦理责任意识,形成生育伦理舆论,加强生育伦理责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