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在对后金融危机时代货币政策环境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及其对策建议。研究发现,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货币政策环境呈现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加速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我国的金融安全既面临国际协调困难、中介目标失灵和外部冲击增大的巨大挑战,也面临能够同时实现内外部双重均衡的历史性机遇。为了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我国货币政策的发展应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切入点,并以总量政策为主、结构性政策为辅的方式来推进结构调整,同时我国货币政策应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重视市场预期的作用,继续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创新,并借人民币国际化的东风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基于社会融资结构变化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及其应对策略

从货币政策的工具、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社会融资结构变动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银行贷款比重的下降和其他融资方式的兴起使得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将导致传统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即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的有效性降低,而公开市场操作的有效性大大提高,同时利率也将取代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量成为更有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正是在以上影响的基础之上,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传递机制被极大削弱,而资产负债表的传递机制将成为新时期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机制。     

加入WTO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加入WTO后 ,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金融市场 ,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难度将加大。主要表现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等的下降     

中国货币政策转向何方

正央行货币政策转型方向1.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处于转型之中。所谓货币政策框架,一般包括三个部分:(1)货币政策为实现其终极目标(通常是通胀和经济增长)而设定的中介目标;(2)央行的日常操作工具;(3)央行向社会传达政策和沟通信息的方式。旧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数量指标和行政管理为主导,存在一个     

影子银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异化效应及应对研究北大核心CSSCI

2018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其中影子银行的大量出现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最终效果产生了异化。在分析中国影子银行特殊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最终目标的异化效应。由于影子银行具有"银行的影子""非典型性脱媒""剪刀差式风险"等三大特征,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传统操作工具和操作目标发生异化,并使得货币供给量的传统中介目标失效,同时也使利率这一新中介目标的效力得以提升。但是,由于信贷配给下的利率双轨制、土地垄断下的收益双轨制和监管缺失下的体系双轨制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资产泡沫不断膨胀、金融风险持续累积,最终使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异化。为了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需要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等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的传导渠道有:托宾的q理论,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影响到传统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政策工具及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与资本的互动性日益增强。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资本市场因素,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之法定准备金率的有效程度探析

法定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三大传统工具之一,历来以威力巨大而著称。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率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如何管理流动性

后金融危机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复苏，避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发达国家持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跨境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金融市场波动性扩大，给中国的通货膨胀控制、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以及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是中国政府稳中求进、实现流动性管理目标的有效路径。     

资本市场“变换”货币政策环境

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已导致中国金融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等日渐丰富和多样化。相应地,货币政策实施的金田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变,货币政策正面临着来自资本市场的严峻挑战。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我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充分正视和有效应对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由之引发的问题。     

新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重点和抓手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高效配合。实践证明,现阶段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是科学合理的。由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外部溢出效应纵横交错,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效力面临新的挑战,不确定性加大。人民币加入SDR后,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官方施压、投机攻击屡见不鲜。为了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应该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中美政策协调为重点,加大对人民币利率的微调和预调管理,避免短期资本异常流出,减轻美元加息政策的负面影响。通过差异化政策,积极应对美国的特别301调查,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以汇率为抓手进行多层次协调,构建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将离岸人民币市场纳入货币政策范畴,加强对汇率的预期管理。     

社会党国际与全球治理思想

全球治理思想是社会党国际在世纪之交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勃兴,社会党国际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为了摆脱困境和迎接挑战,社会党国际经过巴黎21大和圣保罗22大的战略调整,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治理思想.其新世纪全球治理思想的实质是要控制全球化,进而实现世界民主的价值目标.     

加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

优化国家安全战略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议题。随着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调整,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议题迅速扩展,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和挑战趋于复杂,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受到更多制约和挑战。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化,应以国内安全为基石,持续夯实国家实力基础,并力争将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致力于成为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塑造者。     

宏观调控亟待破解“蒙代尔难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的“蒙代尔三角难题”描述了其症状：即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这三大目标。如果一个国家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如果要求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受这个理论的启示，欧洲国家选择了其中两大目标——资本流动和稳定的汇率，放弃了另一个目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于是形成了统一的欧元区。     

信贷宏观效益下降探因——经济学博士罗海钢访谈录

罗海钢,经济学博士,著有《党内腐败现象挥原》、《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与政治》、《我国利益关系变动状况论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问题》、《货币政策工具的国际比较》等专著。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关于强化基层央行窗口指导职能的思考

窗口指导是中国人民银行传统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有益补充。由于其迅速、快捷及针对性强的相对优势,得到央行及其各级行的重视和广泛运用。然而在实践中,基层央行在运用补充性货币政策性工具“窗口指导”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弱,效果不佳。如何进一步发挥基层央行窗口指导职能的作用,增强基层央行在运用窗口指导执行货币政策的实效性,从而提高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值得我们探讨和思考。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研究

信贷传导机制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模式下的货币政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起来,需要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之相配合。但是从信贷传导机制来看,信贷规模对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以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政府直接干预信贷规模仍是我国信贷传导机制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特征,直接导致了多种效率损失问题。为此,要防范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加快推动信贷规模从货币政策工具向中介目标的转变。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国际视角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等三大挑战。在这些自由化的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应适时做一些可能的调整。从整个中国金融发展的情况来看,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虽然与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但从结构上看,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中国要实现金融的发展,需要扩大债券市场,但同时应从次贷危机和全球危机中吸取教训。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流失及其防治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是被政府垄断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自利性客观存在，使“公共性”经常得不到满足，其结果是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如何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性”需要，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各国政府共同期待的目标，处于变革与发展时期的中国也面临如何维护社会正义和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的现实问源。公共服务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本质上就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作为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公共服务不是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而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     

名词与问答

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指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当经济增长过快尤其是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胀压力加大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可以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抑制过高的通胀率。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之时，实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的操作。2008年7月份之后，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年9月中旬，货币政策就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将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成不断下调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并放弃对商业银行扩贷规模控制的宽松货币政策。     

政党权力视阈下的国企党建生成逻辑与路径转型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改进国企党建工作方式以强化对企业的领导。但实践中,国企党建工作依然存在弱化趋势,呈现出目标与实践的悖论。国企党建工作是党的权力在企业中借以实现的工具,阐释国企党建工作的生成逻辑和由制度供给失衡所造成的现实困境,目的在于通过以增强制度供给有效性为核心关键措施改善国企党建工作,以期增强党的权力实现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