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经验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顺利进行,欧盟非常重视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形成了多层次、网络状的区域协调体系;二是构建了问题区域治理模式、创新区域模式、跨境合作模式和流域治理模式等多样化的区域协调模式;三是完善了法制、经济和行政等多管齐下的区域协调手段。研究和借鉴欧盟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公共治理之道

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公共治理体系,提升反腐倡廉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存在治理主体"虚化弱化"、治理手段"路径依赖"、治理机制"激励弱化"三大"统治"与"管理"路径下的内生困境。因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需要走向"公共治理",建立健全"中心-多元-立体"的公共治理结构,全面强化预防、监督、惩治和保障四大功能,重点优化"控制-协同-激励"为内核的治理机制。     

“制约-监督”均衡理念下的反腐败权力运行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成为了反腐败工作的新目标。这就需要建构基于制约与监督均衡的控权模式,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基于"制约-监督"均衡理念下的反腐败权力运行机制具有体制适应性、功能协同性、操作可行性与效果持久性的基本特点,可以在战略层控制、策略层控制与技术层控制的基础上建构多层协同的反腐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     

欧盟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经验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顺利进行，欧盟非常重视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形成了多层次、网络状的区域协调体系；二是构建了问题区域治理模式、创新区域模式、跨境合作模式和流域治理模式等多样化的区域协调模式；三是完善了法制、经济和行政等多管齐下的区域协调手段。研究和借鉴欧盟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多层治理与爱尔兰社会伙伴关系

多层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MLG)在爱尔兰社会合作伙伴关系(Social Partnership)研究中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面对欧盟和各成员国政府之间的依赖关系日益增强,多层治理为爱尔兰政府管理研究提供了背景。第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作用在减弱,替代机构和角色不断卷入在这方面的研究,"新治理"(new governance)与多层治理,可谓是一对孪生子。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

当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当顺应时代发展,满足治安需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战略指引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亟须准确理解机制建设、基础治理、法治治理、防范治理、动态治理和精准治理要求,深入研究治安发展规律,适时调整治理方略,科学矫正综合治理体系存在的本源性问题,不断拓展治安治理空间,更加注重解决治安突出问题和治理薄弱环节,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断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的运行效果。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     

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部署了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这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全面改革,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改革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解决体制机制中的弊端,破除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障碍,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简论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内涵丰富,重点回答了由谁治理和怎样治理两大基本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国家治理的主体向度上,他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调动地方、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国家治理的方式向度上,他强调不搞运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靠制度治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党的领导是实施有效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志;克服"运动式治理"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民主和法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推进国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规则的现代化

正推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是对"管理"的扬弃。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治理国家不再仅仅是国家机关的事情,各个社会主体都应当担负起相应责任,做到各尽所能、各尽其责。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方面,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把市场问题更多地交由企业等市场主体解决;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培     

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法治化治理路径研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农村法治化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法治治理面临着农村法治建设法律人才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空位、法治实施低效等现实困境。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需要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构建"一元多层级"法治治理格局等路径,切实解决农村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从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美丽乡村。     

论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

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究竟是何形态,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相反仍旧含混不清。根据基于集体行动组织学而构建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是,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终极和长远目标任务,根据列宁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毛泽东思想设计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案,由此构建起"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体两翼"模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的功能是"领导",即决策和组织,因而是核心组成部分,是主体。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作为其余两个组成部分,其功能是执行党的决策和接受党相应的组织安排,所以是两翼。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表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驱动和维系,整个国家治理的结果,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党。这就不仅有效解释了新中国的政治或国家治理状况,而且也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举措的基本构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举措的总体目标:坚持和完善特色制度;观念引领:创新治理理念;路径选择: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重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突破难点:解决制度执行难;根本保障;加强党的领导。     

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以"公正"而不是以"自由"为核心重构社会主义改革的话语体系,是新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面临的艰巨任务。     

党的十九大后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内容与特点

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构中统筹推进内涵式大部制改革,是党的十九大后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看,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重点是优化职能配置以解决机构设置问题,按"以党领政"的原则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通过完善决策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党政机构合署合并、部门功能归口管理等方式整合职能,提高治理效率。为适应新时代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新要求,本次改革体现的特点是:坚持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整体性治理理念,以职能导向型的整合式改革优化治理结构,构建联动配合的运行机制推进治理主体协同化,以高效规范的内涵式改革促进治理方式转型,同时也体现了行政体系向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已经初显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轮廊,是中国在21世纪的全球背景下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制度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有效解决中国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制度创新。制度效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涉及国家治理的制度供给效率、制度执行效率和制度创新效率。强化制度效率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需要从制度的实践理性、整合效能、代理成本、决策效率和执行效能五个方面加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