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机:治理兴起的原因分析

政府合法性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是任何新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治理可以视为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是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兴起的直接原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实践策略及其应用分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是中央主导的政治试验,中央决策层主导改革试点的顶层设计并整合政治资源,实现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自主创新的统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具有合法性基础和法治推动力,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试点授权,突破了现行法律规定,促推国家监察法的出台和中国法治建设,实现改革试点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成败关键点在于人的因素,改革试点遵从组织变革管理规律,关注转隶人员的思想认识、情感归属和行动一致问题,形成思想共识、情感共识和行动共识,实现政治推进与人文关怀的统一。从长远角度来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实践过程、方法和策略有其独特性,丰富了试点方法,拓展了试点领域,其实践策略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

国家治理的根基在县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县域治理改革在经济、行政、社会和政治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基层探索,既有丰富的地方实践,又贯穿着内在的理论逻辑。整体来看,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从区域突破转向全国联动,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管理改革到治理改革,从纵向放权改革到横向分权改革。未来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推进路径应把握并遵循县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树立县域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区分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分类设置治理机构,联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县域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政策网络治理及其研究述论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分析与治理理论联姻的产物,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新路径,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政策网络治理在工具视角下侧重于如何选择民主而科学的政策工具;在过程视角下侧重于如何便利于行动者互动过程,包括发现和解决冲突;在制度视角下侧重于寻找正确的激励结构和正确的规则体系。虽然学者对政策网络治理赋予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其治理的主体、合法性、机制、效能都存在诸多困境。尤其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策网络治理更多的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来源与制约因素分析

合法性问题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国家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将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作为政府政治输出的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是政府合法性的直接表现 ,其合法性的高低将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本文就此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来源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一个关于“治理”的文本分析框架

公共性、地方性和合法性可作为当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微观"立体"分析框架。公共性从横向层面体现为代表性与回应性,地方性从纵向层面体现为参与和多中心治理,合法性从垂直层面体现为治理绩效、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以公共性为轴心,将公共治理的地方性与合法性有机整合起来采取行动,是政府明智的政治策略选择。     

灾害治理：政府与公益组织的良性互动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灾害治理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在灾害治理申,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其它公益组织所不可取代的。在灾害治理中,政府必须而且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并非包揽一切．因为政府功能也有其边界与限度。雨公益组织在某些方面却可以发挥政府所起不了、不好起、起不好的作用。影响金社会的灾害,要动员全社会来治理。这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重要的政治设计,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治理议题;消解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需的政府公信力、降低国家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的效度、磨损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的规则文化显现出地方政府机会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地方自主性的扩展、考核制度设计的偏差以及试点与容错的常态化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的生成;治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需要进行多重制度优化。     

廉洁政治:内涵、结构与运行逻辑

十八大报告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廉洁政治"这个概念,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廉洁政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廉洁政治内涵具有三个理论维度:政治设计、价值取向和实践状态。政治设计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合法性,价值取向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发展方向,实践状态让政治设计和价值取向实现统一,从而为廉洁政治建设开辟道路。廉洁政治的内在结构包括廉洁政治观念、廉洁政治关系和廉洁政治行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从廉洁政治观念到廉洁政治关系再到廉洁政治行为,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于政治生活现实。建设廉洁政治应遵循并实现法治逻辑、制度逻辑和治理逻辑的统一:法治逻辑要求依法治腐,把所有廉政建设事务纳入法制框架;制度逻辑要求制度反腐,推进宏观层面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廉政制度建设以及微观层面的分权机制探索;治理层面要求实现廉政组织重构、廉政资源配置、廉政信息公开、廉政主体合作等。     

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法律确认——辛亥革命中的清帝《逊位诏书》

孙中山等革命者在辛亥革命之前一直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诉求之一。但辛亥革命的激荡中,清政府的摇摇欲坠却也给当时有远见的中国政治和思想精英提出了难题,并给了他们反思的机会:曾经诉诸于反满的革命者如何能够在满清政府倾覆之后,建立起一个能够继承其包括满蒙回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新型共和国?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如何在革命中避免如欧洲帝国崩溃时所带来的国家分裂与民族对抗?如何应对当时蒙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小撮上层统治者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所正在进行的分裂图谋?为了应对危局,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革命者们在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从反满到五族融合的转变与政治上的逐渐成熟是一个重要步骤;而真正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进行合法性确认的,却是当时仍为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清廷的《逊位诏书》。是《逊位诏书》从法理上宣告和确认了中华人民的形成,同时从根本上消除了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任何分裂活动的合法性。当然,从实践上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伟业,还要靠之后中华民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政之后在全国所实施的统治与治理行为和制度创新。     

“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的价值透析与实践超越

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思想,契合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需要,为不断提高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提供了技术路径,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公共行政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虽然这一思想从提出伊始就一直饱受批评,但时至今日其仍然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治道变革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科学梳理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价值透析,比照各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脉络,实现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同步并举与有机融合,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正义与社会治理理论创新

关于社会治理理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三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创新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创新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公平合理配置。     

就职宣誓: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的变革时期,这一过程中,政府不断向社会放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政府权威与公信力受到影响,如何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再造政治信任、重塑政治合法性,成为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就职宣誓,作为一种政治权力合法性象征的外在仪式,备受古今中外统治者的推崇。通过对中西方就职宣誓的演变进行历史梳理,并作出比较,从政治学角度对就职宣誓进行解读并提炼出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用价值,通过系统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就职宣誓制度及其配套体系,不仅可以丰富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内涵,而且对推进国家有效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西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众多因素长期混合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选举、政府本身、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方国家采取了多样的手段,开始了塑造“公民性政府”的历程。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任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内在症结及其解救的经验措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地方试验主义治理的合法性分析

地方试验主义治理一旦进入主权国家领域,会将深刻影响国家治理模式中主体、客体、运行机制之间的动态关系,因而地方试验权的运转必须接受合法性的检验。在不能直接通过宪法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往往采用复合性的标准,包括对最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尊重性、自身发展的自洽性和可持续性、与政治社会环境的整体协调性。以此标准评判我国地方试验治理实践,可以分别对有关的措施给出不同的评价,在本质、内容和框架上是否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做到区分改革领域、尊重改革的一体性、考虑地区差异、尊重治理规律,可以助力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方试验治理实践。     

论“公共价值管理”:一种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与限度

伴随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式微,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试图从价值与工具两个层面实现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形成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丛林。其中,公共价值管理在整合部分后新公共管理理论元素的基础上,在价值和工具两个层面回应了新公共管理的困境,展现出成为公共行政理论新典范的潜力。相比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理念,公共价值管理从整个民主政治系统出发,审视政府治理危机,改变了"以管理主义改革追求政府善治"的思路,力图实现工具与价值的融合;提出把有效政府治理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公共价值管理所倡导的创造公共价值主张往往又受到政治现实基础的掣肘,在实际操作性上还存在一定限度。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动力机制、运作逻辑与未来展望

"放管服"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建设现代化政府整体性改革方案的创新与实践。论文围绕为何改、改得如何与如何改的思路系统考察"放管服"改革的动力机制、运作逻辑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深受包括作为顶层驱动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内部驱动力的政府权力调整与政府职能科学转变、作为外部驱动力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求在内的多重动力驱动。"放管服"改革体现了政府权力与职责边界的调适逻辑、系统集成与统筹治理的协同逻辑、"放、管、服"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共演逻辑等运作逻辑。未来"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宏观战略、整体理念与系统思维的改革定位,聚焦政府权力与职能现代化的改革重点,遵循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首创、再到全国标准化的改革路径,实现满足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改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