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数据开放、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创新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的产生,公众对于政府各类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日趋强烈,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公共治理创新。研究表明,政府通过环境数据开放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从而推动环境治理创新;环境数据开放使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提升环境治理效果。针对数据开放与环境治理创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改革政府环境数据管理体制,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加强环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环境数据服务;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公众利用开放环境数据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环境治理主体性构建研究

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是实现农村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存在村民参与动力不足、参与深度和广度不够以及参与无序无效等三个层面的问题,村民的生态主体意识薄弱、村民参与渠道缺乏、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发挥不明显是制约村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基于主体、动力、制度三个维度,可以从提升村民生态主体意识、提高村民环境治理参与能力、健全公众参与激励机制、组建农村环保NGO、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等九个方面构建农村环境治理村民主体性。     

多元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研究

建立多元环境治理体系、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对于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多元环境治理体系需要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这源于环境治理领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延展新向度,环境治理效率应积极灵敏地反映政府环境政治力度两个方面。其可行性在于公众环境问题的非制度化参与提出新的治理模式选择,以及生态文明型政府与公众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辩证关系两个层面。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应通过政府环境制度正义与公众生态美德的互动生成、政府科学环境立法与公众环境权益的互动生成、政府自愿性政策工具选择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互动生成等路径来实现。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

区域环境治理具有治理对象跨域性、治理主体多元性和治理模式网络化等特点。在新时代,结合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现状、经济发展趋势、信息化建设水平,推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构建政府、社会公众、企业、NGO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需要找准关键点与切入点。一要完善法律建设,强化执法力度;二要健全有效沟通机制;三要搭建利益分享机制,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四要科学构建绩效评价体系。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治理理论与我国环境治理格局重构

环境治理直接关乎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环境治理格局则是决定环境治理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治理理论演绎出基本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再根据环境治理中的弊端和多元利益主体的发展判断治理格局的演化趋向,最后结合治理理论重构环境治理格局,并分析多元主体环境治理格局的关系结构,以期推动环境治理进程。     

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

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学者们提出的解决之道无外乎“利维坦”和私有化两种方案。然而目前的现实是:不管是私有化——市场还是中央集权——利维坦,在生态环境治理中都已面临着深深的困境。建立多中心合作治理结构、提升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构筑公众参与的基础、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维度——以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否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当前,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执行能力和回应能力不足,这不仅不利于环境政策和环保法律的出台和完善,更容易激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威胁社会秩序。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路径是:政府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继续完善经济社会考核评价体系;有效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治理经验,完善具体的环境治理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的法治化等。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治理成为当务之急。公众参与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极为重要,而目前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仅缺乏顶层设计,而且公众淡薄的生态意识、不健全的公众参与机制以及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等因素严重制约着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事务。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宣传教育,完善参与机制,健全法制建设,以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增强治理效果。     

发挥民营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企业要承担起主体作用。民营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迫切需要其充分发挥作用。一、民营企业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在激励视角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解析

环境治理形势严峻,而且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需要社会公众积极支持与理性的政治参与。目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政策在博弈中难以落地,相关法律实际操作层面相对匮乏,治理引导上一概而论,缺乏层次性与差异化等。必须建立完善机制,进一步促进政策的落地落实;注重程序,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差异对待,建立适应性治理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外在激励,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涉及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全方位改革,它离不开现代行政民主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必须让公众更充分表达公共需求和选择公共服务.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众参与有一定的实践成果,但仍存在诸多观念和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必须不断推进公众参与的机制与制度创新,引导公众参与到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来,从而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责任政府的职能建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进五年规划的任务目标,再次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民族长存的重大意义。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主体的政府,肩负着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融入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重要职责。但在现实层面中,各级政府普遍存在责任缺失,包括环境治理主体缺位、职能划分不清和治理主体、手段单一等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优化落实责任政府职能:倡导生态文明观念和树立绿色政绩观、健全环境制度建设和加强环境监管、推动市场化机制运行和扩大社会参与、加速环境立法和加强环境执法等。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创新模式研究

网络化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场域,是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事业的基本切入点。非政府组织应明确自身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的角色,承担起拾遗补缺、联结互动、刺激变革的职责,以志愿服务、机构服务、政社合作、组织建设的方式参与到社区便民服务、就业指导、健康卫生、环境治理、文化娱乐、治安管理、弱势群体救助等工作领域中。政府应加大对非营利组织扶持力度、非营利组织应增强自身管理能力与水平。     

环境治理体系的主体间性问题

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主体参与,但三者之间尚未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关系,这是造成环境治理主体间关系协调性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明确不同主体的权责定位并理顺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三者互相制衡、有序竞争的机制,才能有效推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     

环境理性主义抑或环境民主主义——对中国环境治理价值取向的反思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治理的专业性使世界各国的环境行政受到理性主义思维及其实践模式的主导,中国的环境行政也奉行理性主义治理模式。这种环境行政的理性主义,在动用政府权威性的组织与政策力量以及专家的技术知识上显示出一定的有效性,但政府决策目标的多元化与政府的自利性、技术理性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常常导致环境理性主义治理模式的失败。于是,环境民主主义则成为补救失败的新思路。尽管环境行政的民主化也受到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质疑,但绿色价值的优先性、民主政治的动员力、开放的生态信息的生产与自由流动使环境民主主义成为环境治理中的强烈呼声。在未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应及早确立环境民主主义的价值,加强社会公众在环境立法、执法与环境评估过程的参与,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环境监控权与第三方诉讼权,是弥补环境理性主义治理缺陷的新路径。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的探索——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加强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治理工作的主要治理模式。探索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贫困县和南方水土流失典型区域——福建省长汀县为例,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长汀县小流域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该案例在培育小流域多元治理主体,建立新型公共治理体系;创建纵横联结关系,构建行政主导型网络治理结构;保持信息对称和有力监督,维持网络稳定运行等方面,为我国小流域的网络化治理路径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