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证据规则探析

最佳证据规则是一个古老的证据规则，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排除性走向了优先性的选择功能。对于最佳证据的例外和复制件的适用范围应当作出详尽的规定，原件与复制件的证明力是相同还是冲突时择优，在各国证据制度发展过程中并不相同。这体现出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下，人们对于最佳证据认识的不断升华，也更符合诉讼规律与时代的发展。我国应当在廓清最佳证据规则的时代要求下，做出更佳的选择。     

刑事审判对卷证的依赖析议

我国刑事审判依赖卷证,是司法传统、科层型司法体制、法律规定与司法机关内部规定、庭审证据规则缺失、庭外裁判现象严重和法官规避风险使然,这使控辩平等难以实现,直接言词审理不能贯彻,导致庭审虚化并损害审判公正。我国刑事审判改革应在审前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克服对刑事卷证的依赖,以审判克服对刑事卷证的依赖,为此,要确立直接言词审理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包括证据能力规则和证明力规则。     

论刑事错案与口供证据规则

刑事错案范围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对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因此无罪错判有罪和轻罪错判重罪的案件才属于应当纠正的错案。错案的发生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密切相关,导致刑讯逼供的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明机制。对待口供证据应持理性态度,不应抛弃口供证据,但应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限制口供的运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口供任意性规则、口供排除规则以及口供补强规则,可以规范口供证据的使用。     

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防范研究

隐蔽性证据的细节性、独特性和实质隐蔽性与证据的证明力密切相关。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明功能层面,隐蔽性证据作为口供补强的延伸和拓展,在定罪量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防止口供翻供。然而在运用层面,易引发侦查人员认知、制度设计、证据核实等方面的风险。对此,侦查人员应巧用大数据技术收集证据,转变理念避免污染证据,完善程序运行机制实现过程控制以降低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则构想

当今大多数国家已经在立法或实践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体现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精神,建立合理的非法证据规则体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国应当立足国情,构建属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则。     

探求刑事证据规则的和谐

刑事证据规则从其适用的范围看,可分为原则性刑事证据规则与例外性刑事证据规则。原则性刑事证据规则重在保障人权,例外性刑事证据规则重在打击犯罪。刑事证据规则是否和谐,主要体现在能否恰当地处理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关系上。和谐的刑事证据规则不仅有利于证据准确适用,而且有利于诉讼和谐和社会和谐。     

电子证据的取证及证明力审查

电子证据由于其隐蔽性和脆弱性等特征,使得其采集、提取、分析都面临不同于传统证据的挑战。应当遵循及时性原则、多备份原则、符合技术标准原则、比例原则,来进行电子证据的采集。同时,应当从可靠性和完整性两个角度审查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产生方式、保全方式、原始程度的不同,都会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产生影响。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的“双视角”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是国家监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中心环节。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产生于经济领域各种经济活动之中,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方式具有单一性、脆弱性以及隐蔽性等特征,在证据收集时要注意从“查”和“证”两个角度来进行思考,擅于运用调查思维,明确证据收集思路,遵守证据规则,并提高司法会计鉴定质量。     

比例原则视角下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完善

近年来,比例原则已逐渐渗透进刑事侦查取证中,就传统证据类型的取证而言,比例原则通常以其目的的正当性、匹配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发挥着保护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协同的作用。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在侦查取证的过程中以其自身特点,在取证主体、取证方法、取证程序三个方面适应比例原则的要求。对于电子数据取证的完善,也应从比例原则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电子数据的取证主体、取证手段和取证程序制定符合电子证据自身特点的法律标准和最具有司法效益的最优制度,从而达到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完善。     

审判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审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制度保证,但在实践中排非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基于对裁判文书的比较分析发现,实践中存在着对该规则适用范围的认识分歧,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排非权利的不当限制,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认知偏差以及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审查错位等问题。对此,基于以审判为中心司法制度改革的实际要求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现实需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排非规则或规范其适用:一是修正非法证据排除条款的立法设置,二是强化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申请的权利保障,三是合理配置控辩双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四是构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相区分的审查机制。     

我国审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个问题探讨

审前非法证据排除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规则,经历了由司法解释进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过程。在应然意义上,这项规则虽然有助于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审判公正、诉讼效率等价值之实现,但在实然层面却面临法律条文粗疏、实践运行不畅之困境,致使规则的宣示意义大于实践价值。在我国诉讼体制短期内难以发生激变的情况下,可以先从启动程序、排除的实际主体、非法证据的审查方式、证据合法性的证明等方面逐步予以完善。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规则,在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是在我国,至今仍没有确定比较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平衡实体和程序公正,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仍有一些缺憾和争议,应从操作规程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浅议治安管理当场处罚中的证据

针对当前立法、司法现状,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提出在治安管理当场处罚程序中必须收集和运用 证据,这是治安处罚行为合法的要求,是当场处罚程序自身的要求,也有助于减少行政争议。治安当场处罚 程序中的证据除具有一般证据的特征外,还具有直接性、程序性和时效性特征。这是在研究和制订证据规则 时必须重视和体现的。     

论刑事诉讼大数据证据的效力

大数据侦查已经广泛运用于侦查实践,由此带来的大数据证据效力问题并未得到刑事诉讼证据理论完整、权威的解释。判断大数据证据的效力,首先,要从获取大数据的侦查行为上判断,只有依法定程序实施的大数据侦查行为,才是取得大数据证据的合法途径。其次,要从证据的形式上审查,只有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求的大数据才能作为"呈堂证供",目前只有电子数据和鉴定意见两种大数据证据形式,立法应当赋予其他基于大数据的"衍生证据"以诉讼证据的地位。再次,从证明力上审查,只有符合证据真实性、相关性特征的大数据证据才能作为诉讼证据。不能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解释的大数据证据不具有证明力,"鉴定或检验"可以成为审查判断大数据证据证明力的主要方式。     

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刑事证据规则是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既有关于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规则,也包括证据运用的具体性规定.刑事证据规则是刑法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是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的有利武器;是体现一国法制进步的状况.应加强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为刑事证据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促进法治创造条件.     

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研究

我国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的定义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鉴定的前、中、后程序出现严重违法或瑕疵,使得鉴定意见非法或者不合法,经过法官审查或合法当事人提出,使相应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失效的规则。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由鉴定前、中、后三个程序规则构成,对诉讼理念、制度、程序与社会等各个层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刑事电子数据证据的法律规则

大数据时代电子证据具有自己的特征。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电子数据这一新兴的证据种类也逐步成为司法领域新的确认事实的重要方式方法。大数据环境在给刑事电子证据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和困惑。应对大数据与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制定符合大数据时代电子证据基本特点、能够有效规范大数据时代电子证据的刑事诉讼规则,进而实现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     

自白证据规则

本文在论述自白证据规则相关问题的刑事诉讼的修改目标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白证据的采集规则、自白证据的采信规则和保障自白安全的规则.     

计算机取证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计算机取证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电子证据的证明力。本文首先对如何证明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证明真实性的方法。接着探讨了电子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认为电子证据应属于书证的范畴。最后又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电子证据的取证工具的技术要求。     

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之比较及其现实启示

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在模式、证据种类、证据的收集和披露、证据的采纳和评价、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但其基本内涵对我国改进完善刑事证据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鉴价值。我国可在刑事证据立法的方向上借鉴国际刑事证据规则,即确立在证据采纳和评价上的自由原则和证据收集、出示和质证上的对抗式模式,具体制度上可借鉴证据种类、书面证言的采纳规则、证人保护措施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