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律观的嬗变——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评析

俄罗斯联邦新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辩论式诉讼模式的确立 ,证据规则的发展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机制的完善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转换以及被告人认罪的特别审理程序等项内容 ,构成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的新亮点。尤其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和自由保障的优先性考虑 ,对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向追求 ,成为支撑新法典的全新价值理念 ,也是对一些守旧的传统法律观念的否定     

俄罗斯刑事证据可采性规则透视

2002年7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取代了在俄罗斯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苏俄法典),成为继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后又一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变革,因而备受世人瞩目。随着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刑事证据制度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证据可采性规则已成为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焦点问题,在俄罗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一、刑事证据可采性规则之立法刑事诉讼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及与之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发展方面,俄罗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     

社会变革与刑事诉讼转型——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评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 ,俄罗斯的法律制度完成了根本转型。在刑事诉讼领域 ,经过前后 1 5年的修改和补充 ,颁布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转型后的新法典 ,在刑事诉讼目的、结构、价值等基本理念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除了将某些重要的宪法原则刑事诉讼法典化以外 ,进一步确立并完善了诸如证据规则、平反程序、和解法官审理程序和刑事诉讼国际合作程序等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刑事诉讼制度。     

建构我国刑事诉讼合理构造的理念与原则

刑事诉讼构造是刑事程序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刑事诉讼各要素之间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建构合理的刑事诉讼构造是修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关键。在我国 ,建构合理的刑事诉讼构造 ,必须确立控诉与审判分离、裁判权中立、控诉与辩护平等对抗等理念与原则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有专门知识的人＂的称谓,暂且将其界定为＂专家辅助人＂,但由于规定得过于简略,对许多问题不够明确,在适用中可能带来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借鉴意大利的＂技术顾问＂制度和俄罗斯的＂专家＂制度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予以完善。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应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职责,确立其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且应当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为法定证据,赋予被追诉人和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     

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制度须进一步完善

正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施行以及相关法律解释的出台,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终于有了较高位阶的法律依据。一方面,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可以简化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程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执法程序的依据是行政法,而刑事诉讼程序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和程序的要求更高,证据转化制度将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有可能导致规避刑事诉讼法的风险。因此,将刑事证据的转化纳入法律的调控中,有利     

刑事诉讼中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关联性研究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对,刑事诉讼各阶段中刑事司法部门的职责和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行为,辩方可以启动程序辩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程序辩护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了较为具体的程序,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对违反程序、侵犯被追诉人权利行为的监督和救济义务。在维护法律统一实施和公平正义方面,程序辩护和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具有诸多关联性。一、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诉讼活动中具有全程     

本月焦点:证据立法的新思路——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在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为了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即保护人权与查明案件事实，防止主观臆断，保证裁判的准确性，对于证据的取舍和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证据规则的约束。从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体例就有关证据制度的规定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设有专门章节规定刑事证据及证人的内容，如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第二种是制定单独的证据法典，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国。其三…     

俄罗斯联邦检察权的改革及借鉴

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方式 ,2 0 0 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和具体诉讼制度 ,充分体现出俄罗斯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俄罗斯联邦检察权必须进行改革 ,因而 ,检察长在诉讼中的地位、法律监督权、公诉权、强制措施决定权等等都有了相应的发展。我国的检察制度是以苏俄检察制度为样板建立的 ,研究俄罗斯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及影响改革与发展的因素 ,可以对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控辩庭审模式与检察机关职能的法律冲突

《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控辩庭审模式与检察机关职能的法律冲突梁天宁控辩式诉讼是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的一种刑事诉讼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控辩双方庭审时诉讼地位平等，平等对抗。法官在庭审前不进行任何调查，庭审时也不主动收集、调查证据，一般也不主动传唤证人、出示证...     

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述评

美国联邦尚无刑法典,然自建国后,联邦一直致力于刑法法典化,从1790年《治罪法》至1948年《联邦法典》第18主题,到1982年《联邦刑法典草案》,长达200多年的刑法法典化事业至今未竟。联邦刑法法典化呈现独有品性,即启于内外因素双重驱动、历经形式编纂到实质编纂、本体即权力扩张与限制、价值思维系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统合。联邦刑法法典化目的理性,其搁浅缘于工具不善。基于现有刑法不力、刑法治危机以及刑法典的天然优势之事实,结合刑法有效、公正、人道之目的,得以推导出刑法法典化仍需继续之应然结论。未来,联邦刑法法典化之路仍旧遍地荆棘,而联邦刑法典能否问世,取决于美国所动用的实践理性。     

对邱兴华杀人案的司法鉴定学反思

关于邱兴华杀人案（下称邱案）的各种学术讨论和争论似乎已经不少，但查阅文献发现，有关邱案的文章，分别是从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刑事心理学、精神医学角度，法制新闻学以及从人权保护，法治进步等角度对该案进行解读。然而既然这是一个涉及司法鉴定的个案（虽然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鉴定活动），那么从司法鉴定学的角度对与该案有关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或许能有些许不同的作用。这几个问题包括：精神病概念的辨析，是否患病与是否需要接受刑事处罚之间是什么关系，何时需要启动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应如何配置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启动模式？     

当事人主义化的证据规则——台湾刑事诉讼引进传闻规则述评

2003年,因应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化的改革,台湾修正并增补了其《刑事诉讼法》第159条,明确引入传闻规则。该规则的引入在台湾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实务部门对此也态度不一,反映了立法和实践的背离。通过对台湾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的原因的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出,此次修订立法是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规律的,但其立法及实施环境中存在的不足,即,立法中对传闻规则的现代法理基础认识的不足而导致的体例一致性和制度系统性的阙失;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传闻规则的观念缺位,则使传闻规则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也预示了制度的移植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磨合的过程。     

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面临的几个选择

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应当在整体上注意把握几个重要问题的选择,这些问题是: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诉讼模式的选择;法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选择;刑事诉讼现代化与维护现行宪法体制的选择;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选择;正当程序与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选择。     

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权运行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新刑诉法围绕侦查权、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和辩护制度、证据制度等方面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法律监督制度,彰显了刑诉法人权保障功能。检察机关作为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部门,刑诉法的修订必将对各项检察权的运行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将从基本的规范分析入手,对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权运行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应对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各级检察机关更好地适应新刑诉法提供参考。     

俄罗斯当代刑事立法关于犯罪概念的变革——兼与中国现行刑事立法相比较

俄罗斯1996年新刑法典关于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沿袭了1958年以来苏俄刑事立法采取的形式———实质概念模式。但是,新刑法典的规定和变革因批判地继承民族立法的传统,特别是反映俄罗斯刑事立法和刑法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显得更为科学和合逻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典关于犯罪概念的立法规定深受苏俄刑事立法的影响,但是,由于俄罗斯新刑法典的变革,两国关于犯罪概念的立法表述和内容有了较大的区别。这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研究,以资借鉴。     

刑事证据制度:从逻辑规则向程序规则的演进——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切入点的分析

本文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样本,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证据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作了梳理,讨论了为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活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充分考虑中外法律传统、诉讼模式等方面差异,充分考虑国情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时的考量因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从以逻辑推演规则为基础...     

非法言词证据之认定标准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定了以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判断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设立之目的在于规范司法行为和办案程序,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以“非法方法”作为非法言词证据的判断标准并不能够满足该制度之目的与要求,应当以程序合法为前提、自白规则为要素、人权保障为主线,综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