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人大工作提质增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论。“制度”成为全会决定的高频词,每一处“制度”论述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制度自信和提高制度执行力的明晰要求。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肩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发展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必须进一步增强制度意识,强化制度性思维,依法履职行权,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人大工作提质增效。     

坚定制度自信 奋力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新篇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作出了重大部署。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网络问政”在实践中的困惑和破解之策

“网络问政”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正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创新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网络问政”也存在着很多困惑,这直接影响了“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本文就“网络问政”在实践中的困惑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希望能就教于各位同仁。     

以“四个坚持”全面提升人大工作水平

新形势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准确把握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本质要求,全面提升人大工作水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者要实现有机统一,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东南亚地区形势:2010年

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东南亚国家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要小得多,经济复苏的步伐也快一些.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力量"运动此起彼伏,在一些国家,街头政治成为常态,这种状态不利于国家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实际是民主的反动.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菲律宾非暴力群众运动的根源和后果

2006年的菲律宾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其民主的狭窄基础。对于菲律宾而言,如何超越“精英民主”,已成为非常现实的学术和政治问题。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推动了菲律宾民主制度恢复和发展的人民力量运动,而今同样需要重新思考其性质和作用。从实际结果看,人民力量运动并非人民的意志和政治影响力的体现,而是精英之间的派系斗争,参加运动的群众只是精英们掌握的工具,因此,人民力量运动并不能够使菲律宾走出当前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困境。     

习近平关于“政治三力”重要论述的形成理路、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

“政治三力”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干好工作必备的政治能力。习近平关于“政治三力”的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要求的准确把握,又是对党历来重视政治能力建设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现实需求的深刻回应,是蕴含丰富内涵、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新征程上,提高“政治三力”,要从突出政治功能、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党员干部本领、加强制度执行等四个向度同步发力,这既是科学构建“政治三力”提升路径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政治三力”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     

民主养成有赖于公民参与

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自由主义取向的精英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指的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     

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拓展

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不断调整和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相贯通，实现了由过去单一政治功能向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样功能的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功能拓展中开辟新的空间，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美国政治营销的兴起

政治营销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大规模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旨在从商业营销的角度对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指导.由于民主政治渐趋成为金钱政治,美国政治成为专家和精英人物垄断的事务,降低了选民的参与热情.政治营销的兴起,标志着美国竞选模式从政党政治模式向候选人中心模式转变,它对美国式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从民主发展的世界范围来看,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杜绝政治营销,而是如何把民众重新置于民主过程的中心.     

党内民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治进程的主导者，党内民主的状况不仅决定党的精神风貌，而且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报告着眼于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党内民主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为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党内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     

日本自公联合内阁长期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在内阁构成、政党体系、选举制度、修宪条件、央行独立性等十个领域,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政治特征,西方学界划分出“多数民主模式”与“共识民主模式”两种政治体制的国家阵营。量化显示,日本各项政治特征的计算指标并不符合多数民主或共识民主的典型性,而是位于临界水平。换言之,日本既非多数民主也非共识民主,不能直接照搬某一模式中各政治特征对内阁类型的影响来分析日本当前的情况。不过,即使与理想状态存在出入,但民主模式分类标准中各项特征对一国政治现实的影响,却是广泛存在的,诸特征的相关性,无论对多数还是共识民主国家,也都是普适的,那么,这些政治特征及其彼此的相关关系,将如何影响内阁类型呢?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首先讨论西方民主模式的相关理论,明确各项政治特征的量化标准,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日本政治特征与内阁类型的相关关系,以及作为自变量对内阁类型变动的解释力水平,最后,补充其它潜在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内阁类型影响因素。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好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粹政治与东南亚政治精英的分化和合流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涌现出诸多构建“民众—精英”对立话语、塑造领袖魅力、实施跨阶层政治动员以竞争权力与资源的民粹政治现象,但是不同民粹政治进程中民粹领袖与传统精英的互动却呈现出分化合流的显著差异。探讨民粹政治中的精英政治问题是有效的切入点。民粹领袖尝试构建政治纲领、汇集民意穿透精英政治壁垒,但是由地主、资产阶级、宗教领袖以及军官团等构成的东南亚传统精英依托土地、资本、宗教权威、强制力量等要素,占据着政治权力与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位置,限制了精英分化合流的互动过程。因而,政治方略决定了民粹领袖能否实现对精英的“挟制”:再分配与制度变革取向的革新政治将会引发传统精英反制与精英分化;改良政治以利益相容与权力制衡的形式“挟制”传统精英,以合作与妥协两种方式实现精英合流。精英分化合流的现实意味着东南亚国家追求制度改革的民粹主义浪潮不仅难以打破既有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可能陷入“精英合流”与“精英反对精英”的轮回。     

法国新政府与中法关系

2012年国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国尤其是一些大国将经历“大选年”，它们的政权更迭、政府重组和政策调整，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关系的运作轨迹。作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作为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法国的政治变化引人关注。在5月落幕的法国大选中，弗朗索瓦·奥朗德领导的社会党击败执政的人民运动联盟，在时隔17年...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机理与实践机制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必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民主政治建设的程度。无论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价值契合、功能适配与路径耦合的相融相通性。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的辩证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保持定力与改革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央总揽全局与地方谋划一域的辩证统一、发扬民主与科学集中的辩证统一这五大关系。将作为价值层次的民主转化为具体的程序和机制,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前提下,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切实发挥中国之治的显著制度优势,不断提升民主质量和国家治理效能。     

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1985年春,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不久,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去年,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他对这一发展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并得到代表大会的确认,成为苏联进行改革的行动纲领。戈尔巴乔夫在谈到改革时指出,不单是要在经济领域里进行改革,而且还要“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和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换句话说,苏联的改革还包括政治、社会以及其它一切领域。他还强调,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要“加深社会主义民主”。为实现全面民主化,他把“公开性”的原则,看作“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创造性和参加管理”。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原则是指党和国家的工作要公开化,即党政各级机关要定时向人民群众报告自己的工作,通报信息,而人民群众有权对各级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并     

公民社会运动与韩国的民主发展

公民社会运动对于民主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韩国民主发展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两面性的，它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大举进入政治舞台，通过游行、示威等抗议斗争瓦解专制、维护民主，然而由于公民社会组织自身的一些缺点，也造成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失控局面的出现，以往一些学者认为韩国的民主发展是在民主力量与专制政府的长期斗争中展开的。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同时也要重新认识政府在实现民主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威权主义”政府维护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框架，使政治文化获得了进化的时间，这一贡献不可忽视。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观"与苏联政治的终结

通过考察戈尔巴乔夫"人民自治论"背后是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对立对抗的逻辑,揭示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观实质是自由民主的思想.由于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政治改革的"导演",他的自由民主观容易转化成政治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社会民主化是如何使苏联政治走向终结的.     

论当代东亚国家政治合法性转型

本文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视角,对当代东亚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及政治转型进行了分析.战后初期,东亚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以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为主体.20世纪50年代后期,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东亚国家纷纷把合法性基础由以往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权威政治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80年代后期,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再次面临"政绩困局"的压力与挑战,构建东亚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实现政治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就成为东亚政府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