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用权“原有范围”的再思考 ──兼对“量化标准”提出质疑

随着申请在先原则已成为国际 上一项通行原则,先用权已被大多数国家的专利立法所确认。如德国专利法第12条、英国1977年专利法第64条、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79条、瑞士联邦发明专利法第35条、瑞典专利法第4条均规定,先用权是限制专利权行使的一种例外情况,是一种可以与专利权相对抗的一项民事权利,先用权的行使不构成对专利权的侵犯。我国专利法第62条第3款规定“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在先用权的成立条件上,我国及世界上…     

先用权“原有范围”解析

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只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理论上称之为对专利权限制的先用权抗辩。先用权又称在先使用权,它不是一种可以单独存在的权利,而是一种在与专利权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可对抗专利侵权指控的法定抗辩事由。实践中,相同的发明创造为多个主体分别作出或合法拥有的情况并不少见,若因其中一主体申请了专利而否定其他在申请日前已投入资金、劳动力实施或准备实施该发明创造的主体的经济利…     

什么是专利制度中的先用权？

问:什么是专利制度中的先用权? 答: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行为不视为专利侵权行为.该行为人享有的这种权利一般称为"先用权",该行为人一般被称作先用人.先用权是一种抗辩权,它是对专利权的一种限制.     

商标先用权规则的法律适用———兼评新《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简

我国2013年8月新通过的《商标法》第59条第3款规定了商标先用权规则,该规则首次在我国商标法中得到确立;新修改的商标法不仅认可了现阶段未注册商标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而且通过该规则的设立,较好地平衡了商标注册权人和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人之间的利益。由于新法第59条第3款规定比较抽象,如何理解和适用商标先用权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商标先用权是一种正当使用的行为,但在我国商标注册确权制度下,商标先用权的构成要满足相关要件,商标先用权的行使也会受到诸如使用范围等因素的限制,该条规定的先用权中的商标可延伸到其他商业标识。     

关于无限防卫权问题的再探讨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刑法学界人士较多认为是规定了“无限防卫权”,且对这一规定的利弊颇有争议。本文在对无限防卫权的概念及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之后,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刑法规定了无限防卫权,认为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仍然是受该条第二款规定所制约的有限防卫。     

先用权制度探析

先用权制度不仅可以平衡先发明人和先申请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能够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我国目前在先用权制度方面存在判断标准模糊和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等问题,导致其难以有效地发挥制度功能.为此,有必要对先用权制度中的"必要准备"、"原有范围"等要件作出科学、明确的界定,使先用权抗辩的举证责任更趋于合理化.     

再论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本文从客观方面对新刑法第20条第2款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的关系进行探讨,主张防卫过当成立的“新两条件说”。并认为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可以细分为行为限度条件(即必要限度)与结果限度条件,并建议以“基本适应说”取代“适当说”作为确定必要限度的标准。     

中国《专利法》中的新问题——论制止侵权中的临时禁令制度与先用权的要件制度的设立、法律效力问题

中国<专利法>的第二次修改及其相继公布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专利法>的效力,削弱了抗辩权方被对方行使权利时,以事实状态作为依据主张抗辩权的立场.中国<专利法>第二次修改中最为突出的是临时处分制度的增设和对先用权的要件、法律效力予以的司法解释.中国的临时禁令制度为在申请方提出申请后48小时内法院即下裁定,不给被申请人主张、立证的机会.由于被申请人突然被认定为侵犯专利权,可能被迫停止生产.因此被申请人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是事先提出"不侵犯专利权的确认请求",取得胜诉判决.这种裁判形式最近已得到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在中国有关先用权的成立要件是严格的,而且其效力也是有限的,中国的先用权不能以"已准备实施"而成立,必须以"已做好准备"才能成立.先用权的范围按照法院的解释是指专利发明人提出专利申请时,先用权一方的生产量或生产能力.由于中国的先用权与日本有较大差异,因此必须认识到以先用权为依据在中国进行实施行为的危险性.对于新技术必须尽可能通过申请专利获得保护.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六条中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部)”修改为“商务部”;同时,将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中的“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认为”修改为“商务部认为”,删去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的“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及第四十九条中的“商国家经贸委后”。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第五十七条中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部)”修改为“商务部”;同时,将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中的“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认为”修改为“商务部认为”,删去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的“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及第五十条中的“商国家经贸委后”。     

论特别防卫权的若干问题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如何理解该款规定,理论界和司法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观点纷呈,见仁见智,使理论研究得到了深化,但是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消极作用。本文试就该条款争议较大的若干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推动认识的统一。一、特别防卫权的称谓对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防卫权的称谓,目前有以下几种：（１）无限防卫权,这种提法最为普遍;（２）无过当之防卫;［１］…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第三十六条的缺陷及修改建议

著作权法草案第二稿第三十六条主要涉及视听作品制作及相关权利主体的权利范围问题。相对现行法与草案第一稿,草案第二稿第三十六条的进步值得肯定,但仍存在一定缺陷,存在第一款不切实际,第二款用词不当、表演者权利范围模糊,第三款二次获酬权立法不周严等问题。这些缺陷亟待加以修改和完善,以真正实现第三十六条定纷止争的立法意图。     

论特殊防卫权

我国1997年刑法在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针对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争议与疑难问题,本文从特殊防卫权名称的确定与特殊防卫权的适用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第20条第3款应称为“特殊防卫权”,并且对于如何理解该条的规定做了合理的解释。     

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三题

《若干解释》第 57条第 2款确立的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制度在以下方面值得讨论 :第一 ,确认对象。确认无效判决须以业已成立的行政行为为对象 ,确认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 ,与判决撤销的关系。一般应当作模糊处理 ,只有当原告要求宣告无效或者在常规诉讼时限之外起诉时 ,法院才有必要严格区分“无效”与“可撤销” ;第三 ,举证责任。“无效”的举证责任 ,应当由原告承担。     

中日环境影响评价法比较研究

一、环境影响评价法概要 1.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主要内容 (1)建设项目在<环境评价法>所规定的事业(项目)中有第一种事业(项目)和第二种事业(项目).第一种事业必须是具有一定规模,并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事业[<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日本法)第2条第2款].第二种事业是和第一种事业同种类型并与其相当规模的事业.经过筛选程序决定是否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向具有批准认可权等的单位提出申请(日本法第4条第1款),具备批准认可权的单位在听取各级行政领导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日本法第4条第2款、第3款).     

对“无逮捕必要”的法律探讨

法律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况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具有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况之一的；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法律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具有刑诉法第60条2款特殊规定的和无逮捕必要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具有刑诉法第15条之一的、第60条2款特殊规定的、证据不足的这三种情况作出不批准逮捕还比较好操作，而对“无逮捕必要”不批准逮捕的尺度就很难把握。本人就对“无逮捕必要”作一点法律探讨。     

论患者隐私权保护——兼论侵害“告知后同意”之请求权基础

隐私权已从传统消极防御面向发展到兼具积极支配面向,主要包括四项权能: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侵权责任法》第62条、第61条、第55条和第56条对应以上四种权能并共同构筑了患者隐私权范畴.患者隐私支配权需要借助于对患者的“告知后同意”实现,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医师同时兼具的研究者身份与潜在利益冲突.“告知后同意”虽然可以作为一种法益或者注意义务之违反得到救济,但作为某种权利得到保护系必然趋势,这种权利应是隐私权而非自主权.侵害患者“告知后同意”之隐私权的请求权基础应为第6条第1款,涉及赔偿责任时应适用特别规定第55条第2款,所涉损害主要系精神损害.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规范释义及制度建构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所确立的个人信息转移权将信息传输关系限定在信息处理者之间,有必要对第45条第1、2款规定的复制权进行扩张解释,证立出可维护个人积极地位的个人信息接收权。个人信息转移权与个人信息接收权构成了完整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权利内涵方面,应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整体法律制度安排和可携带权的创设意义,从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客体、法律效果和行使条件等角度解释分析此权利。在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可携带权彰显了数据共享体系中的个人主体地位,其制度构建应当以场景为依托、以试验为理念不断完善和调整;其中,持续性携带模式和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对于权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用鼠药毒死强奸行为人是否正当防卫

为了支持、鼓励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无限防卫权,由于个案表现的特殊性、防卫行为人的认识水平及防卫能力存在差异、理论上对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等原因,常给防卫行为的定性——是否正当防卫带来困难。鉴于正当防卫在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中的关键作用,近日,本刊结合典型案例,邀请专家、学者对案件中涉及的“用鼠药毒死强奸行为人是否正当防卫”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以期对广大读者的思考有所助益。     

论准确认定和把握防卫过当的标准

一、正确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根据刑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普通正当防卫行为,存在着过当与否的界限。构成防卫过当标准之一的,便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一标准是刑法对１９７９年刑法关于防卫过当原标准之一的“超过必要限度”进行修改而重新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