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的法律与中国传统冲突之思考

晚清以来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和不假思索地引进西方法律概念,导致了中国现代法律没有根基的尴尬状况,主要原因是移植过来的法律与中国法律传统有着种种冲突,而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我们又丧失了自主性和忽略了本土化。面对法律移植,我们应该以自主的姿态对其进行本土化,并给予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使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土壤中扎根和发展,变成中国自己的法律。     

论船舶物权制度法律冲突之解决

由于<物权法>实施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物权法>与<海商法>调整对象的一致性,导致其在船舶物权制度领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在船舶登记制度、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本文认为在国内法领域,为解决法律冲突,应借鉴海事国际私法领域对于法律冲突的解决对策,在法律适用中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内法律冲突规则,另一方面,应通过在<物权法>框架下修改<海商法>及<船舶登记条例>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船舶物权制度.     

论宗族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社会体制.梁启超先生曾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①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数千年的宗族制度,本身寄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之中、依托于农耕生产方式而存在,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社会正统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几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学说、伦理观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专制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无不与宗族观念、宗族制度密切相关.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183;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论中国传统法律之附庸性

中国传统法律的劣根性主要表现为附庸性，即在道德与法律的双向博弈过程中，法律始终无法争得主动的地位，而时时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此种附庸性具体在三个层次上得以展现，即观念上、立法上和司法活动中。附庸性导致法不成其为法，只是封建道德的缩影而已。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法制无法成功转型为现代法制的关键所在。因此，建设现代法制社会必先从培育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入手。     

中国与新加坡律师制度之比较

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的律师制度中有许多较我国更为可取的做法.本文试从中国与新加坡两国律师的现状、律师资格的取得、对律师的管理、律师工作机构与管理机构、律师援助等方面的比较中获得某些启迪,以利我国在完善律师制度工作中借鉴,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传统中国法律的基本观念

<正> 一、中国法的范围和意义近代以前中国成文法的最大特点是对刑罚给予了压倒性的重视;在范围上,它们仅仅是长期统治着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的法典化;只有其他较轻的惩罚措施宣告无效时,人们才会用它们,因此,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庞大的成文法体系,但它仍然不是一个法律本位的社会。重视刑罚的法律意味着对于民事性质的事件要么完全置之不理(比如对于契约),要么     

中国律师惩戒制度之构想

综观世界各国律师惩戒制度,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印象:律师这一职业不论是在何种社会制度或经济发展状态,都是一个高度自律的行业,执业资格获得、执业行为、纪律惩戒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行业法规、职业纪律进行.高度自律不仅仅是指律师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觉悟和行为规范约束,更重要的是律师行业存在一个严明的惩戒制度.通过对各国律师惩戒制度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共性的惩戒指向.     

论律师法律服务之主体性理念

律师职业与执业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以谋求为生计的经济目的相连接 ,才能使律师真正成为一种行业。在法治社会中 ,律师只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零售商。由于律师法律服务的市场性 ,它除了遵守法律的一般规则之外 ,还必须遵守市场交换的一般规则。在律师服务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 ,当事人承担着“高投入、高成本、高风险”。因此 ,为了充分发挥律师法律服务、帮助的功能作用 ,就应当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服务当事人”的理念。     

涉外律师服务贸易法律规制应立足长远——论我国涉外律师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中国内法与入世承诺之冲突

我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协调国内法与入世承诺既是我国的国际义务,也是适应法律服务全球化的必要举措。本文将择其重点揭示我国涉外律师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中国内法与入世承诺之冲突,并进行具体分析。     

律师文化与传统法制理念冲突刍议

本文从春秋时期子产与邓析两者之间的斗争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法制理念出发,阐述在现代法治文明建设中构建的律师文化与中国传统法治理念的冲突是造成现今社会对律师负面看法的一个重要人文因素。本文认为律师文化中正义是其追求的内在价值,但律师角色定位决定了其与法官角色定位的不同,律师不是正义的代表。律师是实现正义的制度安排,是扶正正义天平的一角。     

律师会见制度——矛盾冲突与对策

中国律师的刑事辩护之路为什么越走越难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老生常谈说明问题仍然存在,仍然未获解决。方方面面都在思考,如何避免原先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如何科学规范侦查程序与检警关系?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真的久治不愈吗?死刑复核与三审终审真的只能纸上谈兵吗?律师会见难与取证难真的还要难下去吗?法官独立与公正审理真的还要从头再来吗?     

简议中国当代律师制度之片段

律师最早源于古罗马的保护人。我国的律师制度仅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虽起步晚，但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律师制度研究成果，不过某些具体内容却富有中国特色。本文试从律师制度的边缘内容来浅析中国当代律师制度之片段，同时结合香港某些律师制度略为比较。     

简议中国当代律师制度之片段

律师最早源于古罗马的保护人。我国的律师制度仅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虽起步晚,但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律师制度研究成果,不过某些具体内容却富有中国特色。本文试从律师制度的边缘内容来浅析中国当代律师制度之片段,同时结合香港某些律师制度略为比较。     

论规范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兼论建立规范审查制度之必要性

当上下位法发生冲突时 ,在缺乏规范审查权的制度环境中 ,法官自然倾向于下位法 ,理论上也只能选择下位法 ,而这必然使法律位阶制度失灵 ,并对法治构成严重冲击。因此 ,建立规范审查制度十分必要。     

论法律秩序与律师功用

在人类法律秩序的建构中,律师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协助社会主体了解法律权利的内容、协助社会主体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协助社会主体救治被侵害的权利和利益三大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和遵循律师职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作用和内在规律,借鉴发达国家律师发展的经验,完善和健全律师制度,以充分发挥律师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功能.     

律师制度与法律顾问制度异同之管见

近年来,我国不仅颁布了许多经济法规,而且还建立、健全了有关的法律机构和制度、措施。以法律顾问制度来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仅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在全国各地普遍地推行起来。实践证明,法律顾问制度是适应经济改革需要的一项新生的法律制度,它与律师制度有所差别。法律顾问制度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仅仅是律师制度的一部份,而且只有少     

律师制度：成就法律家的摇篮——中国未来律师制度基本框架

2005年7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窗外骄阳似火,室内热情如火。国际司法桥梁与北京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法律援助与公益论坛”将在这里开讲,北大学子与青年律师正翘首等待着一位贵宾的到来。这位贵宾就是来自美国的露丝·拜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她将在本次论坛上作主题演讲。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与国际司法桥梁总裁谢凯伦女士分别致辞。金斯伯格演讲之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与《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刘桂明围绕金斯伯格大法官的演讲并结合本次论坛主题“中国未来的公益性法律事业”分别作了点评。金斯伯格大法官是由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任命的。她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法官,并且因其学术功力和敏锐的思想而著名。作为世界范围法律趋势研究学者和敏锐的历史分析家,金斯伯格大法官清楚地意识到司法独立和准确解释法律的必要性。为了达到最终目标,金斯伯格大法官非常慷慨地为此次活动提供她的建议、智慧以及声望,帮助国际司法桥梁成功地实现其目的:为中国刑事司法体制的发展培养国际支持,鼓励对司法平等的尊重。———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