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听立法研究

我国监听立法在规制范围上,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将口头以及以各种电子设备及其他方式发送和接收的所有言论都纳入其中;在立法模式上,可以考虑将监听视为一种强制性的侦查手段放在刑事诉讼法典的"侦查"专章中与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行为并列规定;在立法内容上,应当包括允许监听的案件适用范围、监听启动的实体条件和权限、监听的执行程序以及被监听人权利的保障等内容。     

监听立法：比较法视野的考察——兼论我国监听立法之完善

监听是一种特殊的科技侦查措施,国外立法已对之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监听的明确立法。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国外的通讯监听立法进行了分析,结合我国立法、司法实际,提出了完善我国通讯监听立法的具体途径。     

从美国最高法院“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看我国技术侦查的界定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Katz v.United States案确立了“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以界定宪法第四修正案中刑事搜查的含义.该标准对我国技术侦查的界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适用前提上,应慎用技术侦查措施,将其作为最后的侦查手段;在适用案件上,应综合考虑案情复杂程度、涉案数额、可能判处刑罚等因素,界定技术侦查的启动条件;在适用对象上,应犯罪嫌疑人作为应当适用对象,将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与犯罪嫌疑人关系密切的人员以及其他可能涉案的人员作为可以适用对象,同时排除对被害人、证人的适用.     

论秘密监听的立法问题

秘密监听是采用秘密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信息的一种技术侦查手段。笔者在本文将针对秘密监听立法提出一些建议。     

贿赂案件监听立法研究

一、监听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整合电子监听作为一种秘密性的技术侦查手段指的是法定侦查机关依法为搜集证据,发现犯罪嫌疑人,经由电讯机关配合,通过电讯技术手段,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电话或其他形式的电信往来进行探听和记录。电子监听根据其监听所采用的方式可以分为有线监听和无线监听。虽说目前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承认了这一手段的合法性,但是使用这种侦查手段直接影响到公民秘密通信自由权,所以在理论上存在很大的争议。通讯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传达感情与信息的一种途径,属于人身自我支配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秘密通讯自由(li…     

监听问题立法研究

监听作为一种侦查制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 ,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明确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国外监听立法及实践经验 ,对监听进行立法 ,改变我国现行监听模式 ,使之运转有序 ,确保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受无端侵犯是完全必要的。     

试述监听制度的规制及完善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机关为破获案件往往需要会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其中,电话监听即是一种常用的手段,这通常会与受法律保护的另一种权利——公民通讯秘密权产生冲突。但就目前我国状况而言,尚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制,这种缺少正当程序规定的侦查手段对于公民隐私权的威胁是巨大的。本文从监听的概念入手,对我国监听立法及现状进行详细论述,最后对其进行必要的完善。     

对职务犯罪“监听”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监听”作为侦查的必要手段或侦查行为．已被世界各国广泛确认：“监听”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未作设定．无疑导致了对职务犯罪查处力度的缺憾和弱化。借鉴国外专项立法技术。积极探索侦查监听的立法框架．对完善刑事立法、打击职务犯罪是大有裨益的。     

国外网络通讯监听中的令状运用判别标准述评及其启示

网络通讯作为一种新兴通讯方式在现代社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同时它在监听活动中也愈发显得重要.对于网络通讯监听中令状运用的判别标准,国外一直存在不同规定.通过对目前国外各类相关令状运用判别标准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论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立法特点

美国《统一商法典》被誉为20世纪英美法系最为杰出的一部成文法典,其重要地位举世公认。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部法典如此受世人青睐或瞩目?众所周知,《统一商法典》的起草人卡尔·卢埃林教授是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主要代言人,有“头号现实主义者”之称,〔1〕     

论立法决策

本文就立法决策的主体、立法决策与形势的关系及立法决策的方法步骤予以论述。     

立法效率研究

立法效率直接表现为立法效益和立法成本的比较,间接反映了立法目的是否实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了社会整体利益以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影响立法效率的因素包括立法成本、立法效益、立法数量、立法质量和立法需求五个方面。目前我国立法效率较低,存在立法浪费、立法越权、立法谋私、立法寻租和立法低质五大现象。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即立法的资源意识淡薄,立法资源配置不合理,立法成本效益评价机制欠缺,立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要提高立法效率,应从严控制立法数量,适当上收立法权限;树立成本效益理念,优化配置立法资源;实施成本效益预测,推进立法效率评估;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监督体系。     

立法助理制度述论

本文介绍和研究美、英、法、德等西方主要国家的议员立法助理设置情况及其相关规定,结合中国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的情况,并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试聘常委会组成人员立法助理为例,探讨这一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试论立法史的演进之路

对于中国立法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选取“内在视角”,打破过去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条块分割”,不仅从现在看过去、也从过去看现在,由此得出了立法演变规律的新的景观。     

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在职权立法体制中,应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立法职权的划分.在授权立法体制中,应明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     

Informative Committees and Legislative Performance in the American States

The information theory of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suggests that legislative committee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their parent chamber with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legislate. Despit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various aspects of the theory, we have limited knowledge of committees’ influence on legislative outputs. I argue that informative committees are more than information providers, that they also substantively impact legislative outcomes. With supportive evidence from the US state legislature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presence of an informative committee system not only lowers the number of bills introduced to the legislature but also enhances the chamber's efficiency in transforming legislative proposals into laws.     

通则上的民商合一与各商事单行法独立并行--中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在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中,各国的特定历史背景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发展也不容忽视.中世纪商人法的出现使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建立有了可能,但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民商分立也并非得到贯彻,民商合一模式成为当前的立法主流.有没有形式意义上的商法丝毫不会影响商法学科的发展,而有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商法才是商法存在与否的关键.在我国,制订<商事通则>不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