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量刑的效用研究

“电脑量刑”是一种借助电脑来量刑的方式，“电脑量刑”有利于公正断案、抑制司法腐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根治司法腐败主要是靠制度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电脑只能作为法官量刑的一种辅助手段。电脑不能替代法官而成为量刑主体，需要正确处理好电脑量刑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

电脑是人脑的产物。电脑“辅助量刑系统”是创新性量刑理论与操作方法的最佳表现形式。电脑运行产生的量刑意见纯属学理解释,仅供办案参考。本文论述电脑《辅助量刑系统》的基本原理:依法构建衡量危害危险程度的公正标尺,完善描述复杂案情的量刑情节体系,独创评价刑事责任程度的科学方法,提出求解量刑最佳适度的逻辑思路,生成充分说理的量刑建议论证报告书,能够避免量刑偏差,实现量刑的公正性、透明性和诉讼高效,从而使特定案件的宣告刑具有可预测性和重复验证性。     

量刑视野下的“人脑”与“电脑”之争——倡导工具主义立场的“电脑量刑”

不少民众认为电脑量刑就是利用电脑代替法官的人脑进行量刑,这明显是一种典型的误读,不过不少学者仍然看到了电脑量刑背后存在的大量弊端从而对其加以否定,于是在电脑量刑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我国当前的语境下采纳电脑量刑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其对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实现量刑的统一以及加速法治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以“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为视角

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建设,是合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重要保障。因此,对《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和解各种量刑情节的量刑幅度,各种和解方式作为量刑情节的资格及对量刑幅度的影响,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的认定,因侵犯法益比例不同而影响量刑幅度,被害人或被告人人数众多的刑事和解案件的量刑方式,以及对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指导和规范刑事审判有所裨益。     

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与技术完善

该文客观分析了中国刑法典对量刑情节规定的主要瑕疵,提出了对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建议,指出电脑量刑技术的弊端、提出改进方向,并对颁布量刑指南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作了分析,为中国刑法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量刑建议制度实务研究——以沈阳市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运用情况为调查对象

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有关量刑建议权的权力属性、法理基础、价值基础等理论问题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目前,理论界的肯定态度已呈压倒性的优势,量刑建议的实务亦从尝试阶段进入比较正规的统筹运行阶段。本文从实务研究的角度,结合沈阳市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运用情况,对量刑建议制度的操作规则提出设想。     

量刑公正之实现路径——基于程序视角的探讨

在现代法治社会,量刑公正作为司法公正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以量刑公正之程序视角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过程和改革进程,辩证的分析了其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合理的改善意见。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涉恐犯罪刑罚政策的理性反思——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司法适用经验为视角

作为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理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但涉恐犯罪的刑罚适用不能僭越罪刑适应的比例原则,单纯从反恐的刑事政策出发一味从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对涉恐犯罪的加重处罚条款,因为不考虑被告人的人身特质与犯罪的危害程度,导致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不仅面临量刑裁量权滥用的质疑,更无法有效实现对涉恐犯罪的打击与震慑。这种司法适用经验,对已经将反恐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我国,具有相当现实的参考价值。     

死刑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量刑程序独立化为视角

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刑法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本着“慎用死刑”的原则，通过设立完善的刑事司法程序限制死刑。在死刑依旧客观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刑罚体系之中的情况下，加强死刑的程序控制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在我国死刑案件审判过程中，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法庭审理活动“重定罪、轻量刑”，这不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因此，在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研究如何通过完善量刑程序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就成为必要。     

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也是导致执法不公、权力滥用的重要根源。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本文结合行政执法实际,阐述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界定、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原则和措施。     

“宽严相济”政策对刑事侦查的影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渐转变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并对侦查的整个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关于改善部分“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

罪刑关系是指罪行与法定刑配置是否均衡的关系。现行刑法共规定了826种罪行(构成类型),分别配置了37种法定刑,其中大多数配置是均衡合理的,但是也有少数配置失衡的情形。例如,(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贪污罪、受贿罪和绑架罪等罪名“罪刑单位”结构存在问题较多,另有几种法定刑幅度跨越了重罪与轻重的分界限,不利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严重影响了刑罚的正确适用。为了提高个罪的立法技术,改善和优化我国刑法中的“罪刑阶梯”,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本文通过对不同罪刑关系的纵横比较研究,提出修订现行刑法部分条款的立法建议,并且较为详细地阐述修订的理由,以便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期盼大家都来研究这些问题,为立法机关将来修订刑法提供理论支持。     

论行刑法治

随着我国法治理念和法治事业的深入推进,尤其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监狱行刑领域的法治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和国家治理创新议程。依法治国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凸显,其对于监狱活动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行刑法治"既是对于行刑活动规范化要求和法治化构建的重要概括,也是我国现代监狱实践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于监狱行刑的基本理论,着重从学理层面探讨行刑法治的基本内涵、具体内容和重大意义,为监狱领域贯彻法治思想和法治理念寻求理论支撑和价值引导。     

论我国保安处分立法的社会意义

在我国 ,保安处分立法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保安处分立法的宗旨同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相一致 ;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已具备良好的法律环境 ,它是治理当今中国社会治安的需要 ,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 ;保安处分立法能弥补刑罚的不足 ,达到完善我国刑事制裁措施的目的。     

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之博弈

依法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行政权的规制,从行政裁量权的角度看,这种规制体现在对裁量的主体、权力取得、适用、动机、程序、手段、效果和责任的制约。由于行政裁量权的"自由"性、行权"人"的缺陷以及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的缺陷,扩张成为行政裁量权的内在要求,表现为越权作为、权限内乱作为、规避和懈怠四种形式。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的博弈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再到统一的历程,实现统一的关键在于构建起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和公众"五位一体",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控,外部他律和内部自律相结合的行政裁量权综合管控模式,并处理好"羁束与裁量""规则与原则"和"自律与他律"的平衡。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略论非刑罚的处理方法

在考察国外、港台及我国现有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