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护”相济有效实现公诉工作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

公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主动追究犯罪，请求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并处以刑罚的一种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当代公诉工作的最主要的价值目标。但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时候是一付“跷跷板”，过于强调惩罚犯罪往往会轻忽保障人权这一价值目标，而过于关注保障人权，又容易使犯罪泛滥。公诉工作中如何处理好这两大价值目标，做到既有效惩罚犯罪又充分保障人权呢？本文认为应当坚持“惩”“护”相济的原则，切实做到该惩则惩，当护则护，惩中有护，护中有惩，有例重有针对的保障两大价值目标的实现。     

“18路人不救”呼吁见义勇为立法

2岁女童遭遇车祸，18路人见死不救，引发全民热议，每个人都在思索惨案发生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不少人提议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广东省官方也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立法惩罚“见死不救”的意见。立法是不是解决“冷漠”问题的良方？面对“见死不救”法律能做些什么？本期“一家之言”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惩罚“告密者”

在接待美国一所中学师生来学校访问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位名叫马里昂·琼斯的女教师。在聊到“惩罚”这个话题时，琼斯饶有兴致地向我说起了一个发生在她与学生之间的小故事：     

惩罚的合理性--福柯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分析

“惩罚合理性”涉及惩罚在社会中何以能够存在,何以被人容忍乃至接受,何以长期有效运行。福柯通过考察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惩罚变革,对惩罚合理性和人道主义作了一种批判分析。福柯试图表明,作为人道主义惩罚变革出发点的“人”实际上只是真实的人的副本,是现代哲学基于人的有限认知而对人的一种知识建构;人道主义惩罚变革主要不是出于人类的道德情感,而是出于惩罚权力技术的需要;人道主义惩罚变革导致了身体规训和监控加强的消极后果。福柯有关“惩罚合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分析促使现代社会反思作为人道主义出发点的“人”观念,反思权力循着理性和人道之名对人的统治。     

从“鼓励性惩罚”到“惩罚性赔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屡禁不止,执法机构虽然相继采取多种法律制裁手段,但是实施效果不佳.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现有的执法手段存在“罚款数额少定罪概率低”“赔偿范围窄”三大不足.这使现有执法手段有时不仅未起到“扬善抑恶”的惩罚作用,反而沦为“惩罚查处为表、鼓励纵容为实”的“鼓励性惩罚”.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鼓励性惩罚”问题.目前我国亟待完善惩罚性赔偿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以实际损害为计算标准、以集体诉讼提高司法概率、以惩罚弹性指标保障适度赔偿数额的具体制度,以增强食品药品安全法律的实施效果.     

中国古代的“快递”

快递，如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但近来热炒的启用无人飞机送快递，仍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古代快递又叫“急传”，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相当早。秦汉时期，全国已有成熟的快递网络；隋唐以后，对快递不快、泄密等违规行为已有严厉的惩罚措施。     

监狱惩罚初探

监狱惩罚的本质是监狱利用自身的特殊条件，针对犯罪个体团犯罪和在狱内违纪的过错行为所实施的剥夺或限制生理或精神需求的行为的总和。我国监狱惩罚的目的是“以改造人为宗旨”。我国监狱的惩罚途径，包括生理性、精神性两种途径，贯彻人道主义，反对体罚虐待。在监狱惩罚限度的把握上，我国监狱能够围绕改造罪犯的目的，注意轻、重的适度选择追求罪犯“认罪悔过，重新做人”的目的。在监狱惩罚的形式上，我国监狱比较文明、科学。我国监狱惩罚具有惩罚本质的痛苦性，惩罚目的改造性，惩罚途径的精神性，惩罚限度的兼顾性，惩罚方式的多样性，惩罚过程的全程性，惩罚职能的双重性，惩罚功效的有限性。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对女性养老金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基于对广东省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生育孩子数量对女性养老金有显著影响,女性会因生育遭受“养老金惩罚”,且“二孩”生育女性遭受的养老金损失高于“一孩”生育女性。可见,“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不仅作用于女性职业生涯期间,还作用于女性年老退休以后。因此,应坚持性别平等的原则,完善退休制度和公共托育服务,合理制定缴费年限、缴费指数、账户设置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标准,以削减女性“生育养老金惩罚”,提升“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社会理论中的惩罚:道德过程与权力技术

惩罚是法律与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惩罚问题上,涂尔干和福柯对于近代以来残酷惩罚的衰落,以及从酷刑到监禁的历史变迁都做了分析,并且都触及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相互加强、螺旋上升的现代趋势。而在分析思路和认知态度上,二人却表现出明显不同。关于惩罚,涂尔干坚持一种道德观点,视惩罚为道德过程,而福柯则坚持一种政治观点,视惩罚为权力技术。由这两种不同的典型观点,可以洞察人和国家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道德和政治困境。就此困境而言,在现代进程中,维护和加强人和国家的道德向度显得尤为必要。     

“公安局长”落网记

南京市溧水县公安局局长王国华(54岁)，干了近20年公安工作，侦破办理了数百起案件，素有“侦查专家”之称，可是这次却被几名年轻的检察官侦破落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南京市掀起不小的波澜。     

本体与属性：监狱惩罚的新界定

我国传统刑罚学中关于惩罚的研究范式仅囿于＂惩罚为了什么＂,实际上,应该对惩罚的本体即＂惩罚是什么＂作出深入分析。惩罚是国家基于报应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立场,对被判定为有罪的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痛苦的一种方式。当人类进入到近现代社会后,惩罚则由一种方式转变为一种机制时,监狱惩罚便由此承担了其历史赋予的重任。监狱惩罚是对惩罚的现实兑现,是通过时间、空间和制度等安排实现对惩罚的物化。监狱惩罚的法律属性从历史和逻辑出发都可以定性为监狱的本质机能,而改造机能只能为次生机能。     

法律惩罚于被害人之价值

法律惩罚出现以来，被害人于其中大多时候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惩罚概念本身、刑罚的起源，还表现在不同时期西方著名法学家对法律惩罚正当性的证成当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宪法保护的缺失、“国家追诉犯罪”的基本局面，还包括秘密审判、公开行刑的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法律惩罚对被害人价值何在？法律惩罚是对被害人的正义之举，是被害人报复情感合理宣泄的途径，是防止被害人走向犯罪的重要举措。     

“醉驾”即拘役是现实的需要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危险驾驶犯罪”条款进行了再次修改，进一步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根据最新的修改，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这样的规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公平与否？本期“一家之言”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惩罚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惩罚作为一个活动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之有不同的认识和定位。这就使惩罚表现出强烈的“不确定性”。我国理论界在此方面没有形成系统的观念体系，因而出现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偏差。需要对惩罚做一个系统的、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把握。     

论商朝的狱政思想

商朝的狱政思想基本上是从夏朝沿袭过来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发展。商朝的狱政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了夏朝的“代天行罚”的思想；二是沿袭并发展了夏朝的“宗法礼治”思想；三是创建了“苦役惩罚”思想。而“代天行罚”思想仍然占居狱政管理的主导方面，“宗法礼治”思想与“苦役惩罚”思想则与“代天行罚”思想相辅相成，构成了商朝奴隶社会法制和狱制的重要指导思想。     

禁止在机动车道乞讨，“罚”的是什么？

不久前，同样是针对车道上的乞讨施舍现象，河北省石家庄市交管部门在该市繁华路段竖起交通警示牌——“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严禁向乞讨人员施舍钱物”。相比石家庄市。珠海市的做法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将该禁令上升为地方性法规，而且制定了明确的惩罚措施。     

多次犯中的行为人危险及预防性惩罚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彰显了行为人的危险性，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可以影响定罪量刑，但仍然是在“行为刑法”的框架内对于行为人危险的考量。多次违法犯罪可以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可罚的违法性要素、有责性判断阶段中对于“明知”的认定等定罪要素以及作为影响量刑的要素。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多次犯，都是针对具有犯罪危险的行为人，并依据其刑罚指征而采取的“预防性惩罚”，以便促使行为人形成统一的违法性意识，敦促行为人选择“弃恶从善”，更加有效地预防犯罪。“行为—行为人”双层次犯罪论体系能够充分实现刑法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说真话开除 作伪证升官

两名高级讲师,因作证证实校长的妻子打伤人而背上了“政治”黑锅,并被校长办公会定为作“伪证”,随后停职检查、停发工资直至开除公职等一连串的惩罚相携而至。     

刑事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刑事责任伴随着犯罪的产生而产生,犯罪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减少这一现实也是刑事责任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就指出：＂罪责学说的发展是衡量刑法进步的晴雨表。＂行为人犯罪后要承担刑事责任,一方面影响具体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犯罪的发生。“无责任则无刑罚”这一刑法重要原则的表现就是“国家通过刑事诉讼对犯罪行为人适用刑罚，以刑事责任为基础。”     

古人“喝墨水”是惩罚

我们常常说某个人“墨水”喝得很多，是指他的学识相当高，读的书、写的文章也不少。其实在中国古代，还真的有喝墨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