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利益阶层分化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其成因在于政策的错位与缺位。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的机制、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的机制、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机制和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试论社会矛盾冲突疏导机制构建

通过反思社会冲突中各方的利益博弈关系,该文提出构建社会矛盾冲突化解疏导机制的对策,即坚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缓解结构性紧张;以正确思想舆论进行社会引导,强化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模式;建立社会安全阀体系,促进消极社会心理的宣泄;以多元共存、相互尊重的视野构建和谐社会文化。     

安全阀视阈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冲突与防治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矛盾溯源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在事件处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相互之间的诉求无法得到公平协调,在不断碰壁后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强,在舆论的刺激下矛盾可能会向负面发展转而引发冲突。在"安全阀"理论指导下,通过制度保障、提高民众参与度、舆论引导、第三方协调等渠道,相互监督,共同发展,可把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阶段。     

思想前沿

面对社会冲突,制度要更有自信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好的制度和坏的制度的区别,或者说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冲突,而在于:一、制度和社会能否容纳冲突,容纳的能力有多强;二、能否建立制度化的机制解决冲突。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在社会矛盾和冲     

建立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中国社会的严重分化,引发了各种形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要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以社会协商对话为基础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在相关各方中合理分配利益。然而要建立这种机制,必须依靠弱势群体的联合,依靠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要建立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必须以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为中心完善各种制度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党在社会利益协调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的作用;发挥各社会团体在社会利益协调中的作用。     

农民参政的路径选择

由于制度、经济、农民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上升趋势。当前急需通过制度建设来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使农民利益的表达制度化、法制化、有序化。     

转型期思政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

制度化管理在转型期面临着制度缺失、错位、僵硬等缺陷,无法适应当前新的社会形势与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着实现政治认同、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等作用,弥补了制度化管理的疏漏,应加强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为此,应牢固占领思想教育主阵地,建立舆情汇集、疏导及社会对话机制,同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论社会信任制度培育的内在机制

社会信任的制度培育是通过"制度化"与"社会化"来实现的。社会信任的制度培育经历了由"制度化"到"社会化"这样一个由"外"到"内"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制度化"与"社会化"是社会信任制度培育的内在机制。     

转型期思政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

制度化管理在转型期面临着制度缺失、错位、僵硬等缺陷,无法适应当前新的社会形势与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着实现政治认同、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等作用,弥补了制度化管理的疏漏,应加强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为此,应牢固占领思想教育主阵地,建立舆情汇集、疏导及社会对话机制,同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化解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由于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发生变迁、制度激励存在偏差、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农民利益受不规范政府行为的侵犯等原因,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的趋势。为此,应通过建立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开辟农民与政府平等协商对话的制度渠道;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改变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体制,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的自治等途径,努力化解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使其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新农村建设的理性化和非理性化思考

近代以来人们依据理性主义来推进社会生活理性化和制度化,但某些时候由于忽视了社会生活的非理性化和非正式制度化,新农村社会构建的理论和方案不能够真正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我国目前农村社会理性化和非理性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并存,矛盾冲突的解决应注重非理性化、非制度化对理性化、制度化的限制,重构日常生活世界,以实现转型时期的新农村构建。     

构建和谐文化夯实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建设，努力构建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各种机制，又要伴之以正确的价值引导，把共同价值建设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在不断解决具体利益关系矛盾的基础上，建设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共同价值体系。因此，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解决，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良好的文化条件。社会的和谐必须建立在深厚的思想道德基础之上。     

社会阶层固化:制度化解释与突破

伴随收入差距扩大和人群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出现,我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一方面是同代交流性减弱,另一方面则是代际遗传性加强。社会阶层固化关乎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社会稳定和谐的平衡机制。通过对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既有利益分配规则的固化、"底层发展"权利的制度设计阈如、社会纵向流动的职业制度渠道欠缺多元化等方面进行制度化解释,应从制度入手来增强社会阶层流动的动力。     

和谐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协调

要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协调与整合利益冲突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塑造了不同于以往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利益主体和形成机制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建立自下而上的、重新组织化的、通过谈判和契约方式、由国家作为最后协调者的机制和体制,将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建更有效地协调与整合利益冲突的和谐社会。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与防治路径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社会分层、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个时期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引发破坏性极强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推进和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快社会尤其是政府的诚信建设,培养社会组织,是防治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     

群体性事件与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究其根源却在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匮乏.为此,必须构建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也是避免社会危机的有力"武器".     

论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生态补偿制度是解决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机制。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涉及多学科的交叉,因此有必要从多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其理论基础。笔者从生态学、经济学及法学这几个学科领域入手,深入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地租论、耗竭补偿论、外部性理论及环境公平理论,从而探寻这一制度获得社会认可的理论根源,为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相关政策工具和具体制度的建立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借以制度来防范利益分化

利益分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表达的需求与利益表达渠道的不完善相冲突,使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发生。要防范社会利益继续分化,保障社会公平,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实现,这应当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疏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以及利益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     

城市社区冲突:西方的研究取向及其中国价值

区别于社会冲突的"社区冲突"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借鉴西方城市社区冲突的理论积淀,对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西方的基层社会在类型划分、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为城市社区冲突研究的中西方对话提供了可能。中国普遍存在的"社区参与不足、社区冲突却很多"的现状,是一大"中国特色"。真正破解制约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社区冲突难题,需要不断进行理念和制度创新,从理念上克服"谈冲突色变"的恐惧心理,推进社区自治的体制建设,促进社区参与,有效提高国家公权对社区冲突"制度化"的整合能力,引导更多的社区冲突在社区层面上解决。     

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嵌入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广泛运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极大促进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公民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体制嵌入的问题。本文对关系嵌入、功能嵌入、结构嵌入和目标嵌入等四种嵌入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嵌入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体制嵌入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组织的公共性、独立性、志愿性和非政府性等组织特性缺失,进而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下降。解决公共服务购买的体制嵌入问题需要构建制度化的信任机制,提供必需的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政策,确立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扩大公众参与,建立决策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