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关系及其治理逻辑

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两级组织由于制度性权力的弱化以及财政的困难,乡村关系在形式上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但是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乡镇政权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直接或间接支配村级组织,税费改革前形成的事实上的乡村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由于乡村关系的不畅,对村庄治理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失衡与矫正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治理机构不完备,或者虽然表面比较完整,但名实不符;能人治理比较普遍,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部分农村社会组织"行政气息"浓厚,治理机构严重"异化".造成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根源,与农村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与组织的产权结构,与政府的监督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矫正治理结构失衡,必须深究根源,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良好乡村治理是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结构视角

沿着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这一研究视角,以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的二维变量,考察了北镇的村庄社会结构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镇的村庄呈现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联薄弱、经济分层日益凸显,是一种分散且分化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形塑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富人主政日趋普遍化;农民转向自我中心的个体本位,权利与义务失衡,村民集体行动能力薄弱,村庄治理陷入公共品供给"搭便车"、农民谋利型上访凸显等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行政生态学分析

所谓公务员制度创新,简言之,就是指公务员制度创新主体在特定行政生态下进行的公务员制度创新活动,是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与公务员制度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行政生态环境对公务员制度创新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选择行政生态学作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研究的方法论工具是极具解释力的。本文从行政生态环境的性质、现状与发展方向三个面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实践有所助益。     

社会治理中的人本思想及其对我国的指导价值

以人为本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之一。社会治理的目标是为民服务,途径是通过政府与民众的相互分工合作,管理公共事务,协调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平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此,我国应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发展民主政治,利用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两个平台,共同推进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简政放权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问题是简政放权问题。简政放权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简政放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增强简政放权实效,应在组建统一的简政放权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采取以下策略:集思广益,科学评估简政放权范围;简化程序,实现标准化治理;协调联动,整体推进简政放权进程;及时立法,巩固简政放权成果;追踪反馈,严格考核简政放权绩效。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乡村治理:基层民主与社会结构

对于乡村治理的多数研究过分聚焦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本身,忽略了支持这一制度有效运转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发现,在乡村治理中,除了能够对基层民主制度起到约束作用的民间组织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组织能够对基层民主制度起到激励的作用.发现和分析这种类型的组织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基层民主制度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在乡村民间组织还未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质量超过了可预期的水平,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超过了乡村所需要的最低水平.     

转型期我国行政伦理的失范及其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及行政领域公共资源的特殊性和稀缺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行政主体的伦理失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行政人员处于“人民本位”的应然要求与“官本位”的实然现实矛盾中。各方面的行政伦理失范损害了政府形象，也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行政改革，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根本解决我国的行政伦理问题。     

社会治理下的公共警告及其制度化构想

公共警告现象孕育于现代风险社会,其制度价值在于以多元社会控制系统的整合以及社会公众的协作性互动,实现行政机关对公共风险进行应急性行政管理的目标。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其制度价值值得肯定。然而,由于公共警告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现实中的非制度化发展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为了使公共警告最终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必要从基本原则、程序控权机制以及责任和救济等多方面对公共警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法治化规范。     

南宋乡村治理中的乡村精英及其当代启示

南宋乡村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研究南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宋乡村精英在国家的鼓励、个人利益驱动、社会文化道德教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南宋乡村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国家要采用相关鼓励和引导措施,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重视道德文化教育的作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对于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论乡村治理中的沟通网络

沟通网络是乡村秩序重建的重要构成要素。乡村治理中存在权力结构失衡所引致的不公正、信任关系缺失所引致的不合作、沟通渠道不畅所引致的不稳定等沟通网络问题,需要优化权力结构以推进乡村主体权能的均衡化,培育地方性共识以提高乡村主体之间的合作程度,拓宽沟通渠道以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行政生态学分析

从行政生态学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当前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政治行政生态要素有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架构五个方面.正是这些政治行政生态要素决定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也由于受这些生态要素的制约,形成了过渡时期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的特点.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