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我国县域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县域金融机构自身建设滞后、组织体系缺陷、监管体系不完善、外部支持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突出使得县域经济在得到金融支持和服务上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文章分析了县域金融滞后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县域经济中金融支持弱化的成因,从县域经济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加强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     

县域经济中不同主导产业模式的金融支持

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县域内金融资源配置在结构和数量上的变动,将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质和量,要充分发挥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就必须结合不同发展模式的县域经济给予相应的金融支持。     

财政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基于安徽省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的增长可能存在某种影响,但我国目前的分税制还处在过渡时期,对县级的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理论和实际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目前情况下,其影响程度有多大,只有通过经验检验才能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本文选择安徽省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安徽省的61个县及县级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转移支付力度不足和转移支付的去向等方面是其主要原因。     

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和谐发展之我见——以长丰县为例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域金融的支持。然而,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各地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服务、支持明显不足,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长丰县为例,在发现问题、分析原因的基础上试图探索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和谐发展的途径。     

合肥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合肥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合肥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但两者互动影响程度存在非对称性。在分析合肥金融对经济增长贡献略显不足的影响因素后,提出了实现合肥经济与金融双赢的基本思路。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利用经济发展的实际数据对二者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并依据分析结果进行政策分析。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变量对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加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方略初探

通过招远市县级金融机构与县域经济适应程度的专题调查 ,我们找出了金融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和成因 ,并对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金融发展、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确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子,然后着重考察资本存量,将其与金融发展的指标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以此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本存量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内,金融发展对资本存量的影响较大;并且,金融中介对资本存量的作用明显要大于金融市场。     

拉美国家金融自由化历程及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是放松利率、汇率和管制,通过利率水平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和刺激储蓄,提高投资收益率。金融自由化理论基础为新自由主义,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种观点只看到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阻碍了金融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同样会造成金融效率的损失。按照其改革思路实施的激进式金融自由化以及“休克疗法”,最终均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信用体系的崩溃和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自由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才是目的。稳步实施金融自由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财政分权-增长竞争双重激励下的县域科学发展

本文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增长竞争对县域发展的经济影响,实证分析了双重激励下县域存在的种种非科学发展行为。研究认为,"十二五"时期县域科学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必须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重塑公共经济理念;建设公共经济治理型政府;改革财政体制,提高县域公共经济治理能力;构建以公共经济指标为主导的新考核体系。     

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战略抉择——基于浙江、江苏、广东和重庆四地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

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有与民营、基础与创新、计划与市场、强国与富民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应对世界发展革新的必然路径和选择。在探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现状与主攻方向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机理。具有一般性和均衡性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数字经济,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减少城乡差距、协调区域发展三条路径赋能共同富裕建设。浙江有着良好的数字经济现实基础,同时存在着数字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等现实挑战。建议通过区域协调、公平受益、收入调节、数字转型和数商兴农等实施路径,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不竭动力。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of New Small Towns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Taking Zhejiang as an Example

The coupling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new small town construction and speci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the main mode of Zhejiang new small tow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four major mechanisms of Zhejiang new small town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oupling innovation: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ical space coupling innovation mechanism, geographical, network and social space coupling innovation mechanism, scale structure and system coupling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industrial culture and tour coupling innovation mechanism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Zhejiang new small town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oupl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pos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dhering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e industry as the foundation and keeping the human－oriented policy as the core.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缙云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践与思考

丽水市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较为缓慢。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丽水的网络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缙云县是丽水市的“北大门”，位于温州、台州、金华、衢州四大板块交接的金三角地带，在发展电子商务方面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基于缙云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本情况，文章阐述了其在发展意识淡薄、总量和产业层次较低、人才和资金匮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政策引导、平台建设、服务体系和行业自律等4个方面入手，提出了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     

论浙江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作为后起之秀，已成为位列全国的第五大华侨省。改革开放后，浙籍侨胞的捐赠、投资、技术引进、信息互通，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资库、智库、信息库”的作用。根据浙江侨务资源的特殊性，为确保这一资源不衰不竭，应重点关注新华侨华人和后裔新生代，以民族文化为纽带，以经济商贸利益为基础，增强他们与浙江的感情联系，厘清他们在浙江捐投资的发展趋势，完善捐资投资环境，解决重利用轻保护，重引进轻培养的工作思路，势将进一步促进浙江经济建设的发展。     

青年浙商宗教信仰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青年浙商宗教信仰的现状及原因,认为青年浙商群体的宗教信仰不是单纯意义的精神概念,在社会实践中具有政治、社会、经济等多重意义,对青年浙商个体也具有深刻塑造作用。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新需求、宗教政策和对外交流多种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我们应趋利避害,科学引导、管理好青年浙商群体的宗教信仰问题。     

闽浙两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闽浙两省经济总量和非公有制经济总量相差悬殊，但两省发展速度之快，均令人惊喜。两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非公有制经济都占有相当比重。两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都拥有一定的宏观支撑条件且都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条件。同时，两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发展速度，浙江省不论总量或是人均水平，均强于福建省。吸引外资，浙江2000年至2005年间迅速扩容，而福建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宏观经济环境支撑能力，浙江明显强于福建。可持续发展能力，闽浙两省各有千秋。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劳动方就业结构协同优化研究

通过对1995-2010年滨州市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动态统计与协整模型分析,测算了该区域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协同程度。研究表明,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从业人员总数,以及与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变动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地区从业人员总数只是产业结构转换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产业结构转换与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可以实现二者的协同优化。相对于传统的扩大就业政策而言,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更加有助于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转换。     

论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力--以浙江经验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揭示了"素质人力资本"对于推动浙江经济快速成长的意义,论证了"知识人力资本"不足对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及其解决方案,并由此深入分析和阐明了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