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研究中的概念：内涵辨析、体系构建与重要价值

党内法规研究逐年趋热，但相关概念仍存在混用现象，亟待辨析。“党内法规”应按照规定性意义来使用；“党内法规体系”是规定性意义的党内法规所构成的规范文本的结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则应理解为包括规范性文件、组织机制和不成文规范制度在内的概念。基于以上，“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旨在强调横向领域和纵向层级的体系化划分，由此引出统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等并列概念的“党内法治体系”概念。把握“党内法治体系”，便能构建相关概念的逻辑体系，有利于推动党内法规学科成熟、加快多学科对话场域建设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概念阐释——基于概念分解法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概念，概念分解法具有逻辑上的严谨性和方法上的科学性，是对其进行概念阐释的一种可行方法，由概念拆解和概念合取构成。从概念拆解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由“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组成，“党的自我革命”指向党的革命性锻造，在其限定之下“制度”“规范”特指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和党的自我革命规范，两者刚柔并济、动静相宜，“体系”则是两者走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标志。从概念合取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共同作用的产物，“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规范各级党组织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活动和全体党员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行为、由党的纪律和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称。其外延用公式表述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自我革命法律规范体系+两者的交互影响”。     

“党内法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演进

“党内法规”的概念表述由来已久，在党的建设的不同阶段，其制度演变呈现出不同特点。从概念生成来看，党内法规深植于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经历了“党规”到“党内法规”的语词变化。但就制度演进而言，党内法规的历史变迁又不完全契合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历史分期，更适宜被划分为“概念实用”“约定俗成”“制度规范”三个阶段，并体现出相应的时代价值。“概念实用”揭示了党内法规的原初语境和制度初衷，“约定俗成”彰显了党内法规概念统一和制度初创的过程，“制度规范”则确保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稳定成型和健全完善。这种三阶段的划分，更能凸显党内法规的制度演进史。     

“行政人”的界定与反腐败的模型

经济学中有“经济人”的假说，社会学、心理学中有“行为人”、“自我实现人”的理论，借此，笔者试图进行“行政人”的界定，希望运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经济人”模型、“行为人”模型、“自我实现人”模型的比较，找到反腐败的有效途径。一、“经济人”模型：博弈论的运用与“理性”的失败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他人谋取私利的行为”，它的存在是由公共权力的特殊性决定的。政府掌握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稀缺价值的垄断权，拥有此权的垄断者可以索要比竞争市场中更高的价格，获得“垄断租金”，腐败从经…     

从亚当·斯密假设谈制度反腐

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短缺。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公职人员都是“经济人”,而我们在反腐败实践中对他们思想觉悟期待过于理想化,按“道德人”设计相关制度,因而缺乏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在制度的设计上要转变观念;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严密的、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思想建设和道德自律的作用。     

论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构建

“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概念早在中共中央1990年7月31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中即被明确提出,但是并未加以界定和展开,特别是没有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得到运用。但是,随着党内法规制度“1+4”体系一些问题的日益凸显,把“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列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赋予其应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此,要正确认识设置“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必要性,明确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基本构成,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是最主要的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而配套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和地方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要看到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在引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原则,规范党内法规制度的制定、修订和清理工作,协调不同党内法规制度之间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经济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人”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经济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其意义的核心在于阐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活动中的个人为了获得“自利”而最终带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一种假设。当今的许多学者和个人过分夸大“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因素．把“自利”与人性自私论混为一谈，这实质上是割裂了“经济人”与社会的联系。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审视“经济人”及其假设，吸收其假设中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合理因素。     

法律起草应避免部门化

我们不能抛开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另搞一套,追求地方、部门所谓的“法律体系”,既不能在每个法律部门内形成各自的“母法”和“子法”,各地方、各部门也不能搞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是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协调的统一整体。     

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整治

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规范“真空”和追求财富正当性的充分释放,特别是“经济人”理念在我国的植入、确认和在行政领域的适用,使行政领导干部陷于前所未有的行政伦理冲突之中,伴随着其伦理自觉性日渐式微与乏力,出现了行政伦理失范的困境。设计和构建合乎现代治理理念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并输入到现实的行政系统之中,对于走出行政伦理失范的困境,确保领导干部依法行使职权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析国家赔偿抚慰性原则的不合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正当运作起到了很好的规范和界限作用，为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以下简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家赔偿法中有的原则已经与社会实际不相适应，不利于从根本上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笔者拟对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抚慰性原则的不合理性做出具体分析。     

“经济人”假设辨析

“经济人”假设辨析谢洪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迅速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总体形势令人鼓舞，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文明、不道德乃至违法犯罪现象。这不仅直接干扰和妨碍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运作，而且必将影响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对此，党和政府以...     

党内法规学：实践探索与体系建构

党内法规学是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及其内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专门学科。党内法规学的提出、建设与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身制度变革和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尤其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现实展开。党内法规学的建设刚刚起步，在形成共识性观念认知、发展完善的知识结构、构筑坚实的学科支撑、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等方面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推动党内法规学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及时实现从“研究方向”到“独立学科”的转变，更要一体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保持科学性与现实性的平衡，理论性与政策性的平衡，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平衡，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平衡，党内法规学的建设必将迎来更快速、更稳健的发展前景。     

论深港金融衔接

深港金融衔接，就是深圳以香港为参照系，通过学习、借鉴香港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运作与管理经验，在金融体制、业务运作与管理上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深港金融衔接包括金融组织体系、运行机制、金融市场、金融法规等方面的衔接。一、金融组织体系的衔接是深港金融衔接的基础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一国两制”的结合部，搞好两种金融制度的最优组合是深港金融衔接的基础和前提。为此，深圳特区今后要鼓励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努力形成在特区中央银行领导与监管下的国有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民营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等并存与有序竞争的多…     

党内法规制度“1+4”体系之我见

“1+4”体系是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集中概括,也是传统性、权威性认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指导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实践展开和研究深化,党内法规制度“1+4”体系存在的不足日益显现出来,完善这一体系显得愈加重要和紧迫。目前看,这一体系并未全面反映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情况,难以对党内法规制度作出准确分类,存在交叉重复问题。为此,应该建构起一个新的党内法规制度“1+1+3”体系,其中第一个“1”是指党章,第二个“1”是指一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3”是指“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和“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这一体系呈现为三个层次,具有逻辑和结构上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新体系突出了党内法规制度制定工作规划的地位作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传统分类中存在交叉重叠的问题,更加重视发挥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地位作用,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     

论中国共产党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机制的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大论断，其落脚点是“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而加强“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机制建设可以说是“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紧迫任务。我们要看到，“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构建是党的百年历史的重大课题，这一机制主要由发现问题机制、分析问题机制、集体决策机制、组织实施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评估反馈机制等构成。要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必须注意把问题和政治区分开来，必须更加注重系统化的机制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保障，必须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     

基于道德管理视角的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防范研究简

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发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行为主体“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身份引发的市场利益和伦理道德的心理搏弈,是“经济人”身份投机冲动膨胀而“社会人”身份道德约束弱化的结果.道德问题要通过道德的手段来化解,道德管理是防范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有效的“防火墙”,商业银行可以在调整银行业价值体系、改造激励和评价体系以及强化职业道德自律等方面展开实践.     

再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间的关系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党员关系的一系列制度规范的总称,国家法律是调整公民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制度的总称,二者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都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一方面,需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让党内法规真正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成为党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包含党内法规在内的各领域规范的一个有机整体,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致性,所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需要与国家法律建设相辅相成,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需要统筹推进,乃至一体建设。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内容结构与建构理路

对党的自我革命而言，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相辅相成，但四者的内在要求、价值目标、制度规范体系有一定差异。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立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内容、时代要求与价值目标来建构。从根本上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也具有内在的层级性与结构性，应该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统领、呈现出“1+4”的基本框架，即围绕民主集中制制度体系，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制度规范体系等四大“子系统”相辅相成；依此为基本框架，各种具体党内规范形式与重要制度、具体制度交织，共同构成“网格化”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坚持系统性、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围绕“权力—责任—能力—绩效”与“权力—监督—执纪—问责”一体两面来建章立制，既要补齐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各项短板、推动各项制度规范体系的衔接与协调，也要有效释放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优势与效能。     

论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及其实现途径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规则、有秩序的社会体系，也可以说是法制经济。法制经济的最根本要求是，个人和企业组织的行为、市场的运行和政府的管理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都必须依法行事。因此，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建设的特点是：1、法制系统化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制法规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对市场经济的确认是具有根本性的；对调整商品经济的民法，特别是民法中的有关“民事主体制度”、“财产所有权制度”、“债权制度”等的…     

企业“道德人”形象初探

企业“道德人”形象初探赵强社一、树立企业“道德人”形象的必要性学术界认为：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应是“经济人”和“道德人”二者的统一。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同时企业作为“法人“也应象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