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犯罪被害人诉讼地位及其完善

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是以被告人为本位的,强调被告人权利、待遇和犯罪的矫正,而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却没有那么周到。本文从犯罪被害人也是处于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之一的地位入手,论述了当今世界各国对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制度安排,评价了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权利保护的现状及不足之处,并从建立一种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与社会利益协调共存的新的诉讼制度出发,提出了完善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及权利保护的措施。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浅谈

刑事被害人不能够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途径获得赔偿成为近年来重大刑事案件判决执行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国刑事法律救助制度的现状及缺陷不能够充分解决这一难题。解析我国的刑事救助法律现状,探讨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前提下更切实有效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成为了当前司法改革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不让受害者流泪再伤心——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建立“三助一导”制度的实践

2008年4月，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制定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涉检信访困难人员检察救助制度》，建立起了由政府部门和检察院共同承担责任的救助制度。同时，由财政拨付的10万元启动资金也正式到位。这个被称做“三助一导”（经济帮助、法律援助、社会救助、心理疏导）的做法，在全省尚属首家。据悉，建立“三助一导”制度一年多来，该院已对10余名刑事被害人、涉检信访困难人员进行了检察司法救助，救助资金达5万余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彰显了司法人文关怀和公平正义。     

司法救助制度的内涵、价值定位和模式

与司法救助相关的概念和制度有人民法院的当事人司法救助制度、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和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概念的分歧直接带来制度认知、构建和实施上的模糊与偏差,不利于司法救助制度的科学合理发展和规范统一运行。立足于一种价值论而非本体论立场的制度理论根基,并基于一种现实必要性而非理论必然性的现实政策选择,应以国家司法救助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在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吸纳进来、把人民法院的当事人司法救助排除在外的基础上,整体设计针对刑事和民事侵权案件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救助制度机制,并着手研究制定统一的国家司法救助立法,避免因碎片化的制度制定模式带来立法资源的浪费和规范上的不确定、不统一。     

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完善——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实施情况考察

2010年1月1日起,一部旨在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施行救助的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施行。这一条例是我国首部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省级地方立法,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这部地方立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如救助范围过窄、救助标准过低等。本文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以期推动宁夏乃至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更好发展。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该程序加强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设立了较为宽泛的被害人保障制度。但由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置、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部分立法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被害人的保障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设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及时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且重点应体现在及时性上，可在程序设置、法律适用、制度构建、程序救济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为刑事被害人点亮希望的灯

近年来，我省加大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力度，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维护了社会稳定。仅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刑事被害人救助案件68件，发放救助金160多万元，同比上升50．3％。     

构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的法律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工作的重点都集中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国家利益之上,大多忽视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特别是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赔偿比例低、兑现难的问题,已经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引起了司法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对受害人权益的保障,应该是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在这种形势下,在我国确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则显得尤为必要了。下面我将从原因、现状、国外立法以及具体措施等方面谈谈对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的法律思考。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价值初探

2010年1月1日起，一部旨在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施行救助的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救助条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施行。这一条例是我国首部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省级地方立法。从其内容看，这部地方性法规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实践意义不言而喻。但笔者认为，这部地方性法规的颁布实施，其理论价值更胜于实践意义，它不仅充分地体现了“人权保障”的宪法精神，而且有效地实现了对被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救济，有力地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我国法院三年向刑事被害人发放救助金逾两亿元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日前在北京透露，2009-2011年，全国法院向刑事被害人发放的救助金额逐年递增，已经累计发放救助金2．34亿元人民币，使12978名刑事被害人获得救助。     

有限国家责任说——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为了保护被害人权益，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内学者纷纷呼吁，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为了使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国家责任说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宜对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推理和择取。结合社会契约理论，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理论依据，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但并未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进行规定。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维护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但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不足,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基金,不断提升援助人员的素质,且将法律援助与社会救济有机结合。     

理念与现实之间：刑事和解与现行刑法的博弈

刑事和解制度始于被害人犯罪学的兴起、实践于理想化监狱模式的运行、建立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基础之上,其终极价值就是为了犯罪人更好地复归社会,弥补刑事犯罪的创伤。而我国刑法的机能就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与我国刑法的机能是一致的,不存在所谓的价值冲突的问题。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几点看法

证人特别是重要证人能否出庭咋证,既是人民法院能否准确认定事实、能否定案的关键,又是刑事诉讼的审判方式改革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前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健全和法治意识淡漠。因此,应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入手,同时创造有利的化氛围,并以法律手段确保证人的安全,从而使证人出庭作证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批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探讨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设置批捕制度是人权保障价值理念的体现，是诉讼公正的要求。我国在批捕制度的实施中存在诸如办案人员执法理念陈旧、相关刑事立法滞后、配套机制尚不健全、对办案工作的考评机制欠合理等问题。完善我国的批捕制度应彻底转变执法理念、健全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及考评机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改

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其精神实质是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根据其犯罪情况和人身危害程度，采取宽严不同的刑事策略。目前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尚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对刑法进行修改和完善，解决不合理的法定刑配置问题，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     

论我国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刑法立法完善

网络信息安全是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如何运用刑法来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现行刑法在保护网络信息安全方面尽管有所规定 ,但仍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需要通过立法手段来解决     

浅谈检察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积极主动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促进实现社会和谐与公正的重要保障,也是检察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正确理解和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作用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社会转型中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政治发展是以经济或社会生活矛盾的展开为前提的。政治系统的调整或更新自身的结构要素，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稳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是政治发展的心理基础和先导，公民政治意识嬗变的烈度决定着政治发展的形式和速率，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取向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方向。     

论社会文化对犯罪界定的影响

犯罪虽然由法律所界定，但刑法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受到社会化的深刻制约，犯罪的范围界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就不尽不致。立于社会化的视界，透视各种化现象和犯罪界定的联系，不难发现犯罪界定受到法化传统，社会哲学，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化因素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对犯罪的理解应当植根于化之中，了解并把握立干背后制约犯罪划定的社会化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