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

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通过劝返和域外追诉等方式,使很多外逃腐败分子回国接受审判,追缴回了很多赃款。然而我国现阶段适用这两种方式进行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时,面临缺乏强力的法律支撑和顺畅的国际合作等难题。我国应当在相关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中认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模式,充分利用劝返模式的优势,减少域外追诉的负担。此外,在法律制度层面认可恢复性司法,可增进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了解,增强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     

内地与港澳跨境洗钱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问题

洗钱犯罪不仅具有跨国性特点,也具有明显的跨境性。由于内地与港澳刑法对洗钱罪的立法差异,给打击跨法域的洗钱犯罪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内地与港澳共同合作打击跨境洗钱犯罪势在必行,包括合理确定跨境洗钱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拓展区际个案协查、促进三地间相互移交逃犯、加强洗钱犯罪收益的没收等四个方面。     

贪污贿赂案件境外追逃程序和证据要求

伴随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在逐步扩大。日益开放的社会在给人们开阔眼界、休闲观光创造条件的同时,无意间也给个别犯罪者逃避法律的制裁提供了机会。     

谈徇私枉法罪中的“追诉”问题

《刑法》第399条一款规定的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为徇私情，在刑事诉讼中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可见，如何界定“追诉”行为，对徇私枉法罪的认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问题研究

财产权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鉴于刑事诉讼权力运用难免会侵害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为此,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予以救济就成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虽有关于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的制度设计,但存在诸多缺陷,如正当程序理念缺乏,当事人的听审权未能得到体现,程序法定不足,司法救济被禁用,搜查侵权的救济方式缺失。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财产权救济制度予以完善。     

骗取贷款罪追诉问题研究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凭证罪侵犯的直接法益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未造成或不可能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安全性损害的不构成此罪。《追诉标准(二)》是公安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实践中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办理案件时,应注意区分立案追诉标准与起诉、定罪标准。对骗贷单位单独实施、银行工作人员对骗贷行为有认知及骗贷人与其他人合谋情形下的骗取贷款行为,应考察具体情况,合理确定追责范围。     

论内地与港澳台跨境犯罪二分法及其意义

内地与港澳台跨境犯罪作为跨境犯罪之一种类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把它从一般的跨境犯罪和国际刑法研究中独立出来是可以并且可能的,由于“一国两制” 的实现,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更为重大.文章将跨境犯罪分为两类,即实质的跨境犯罪和形式的跨境犯罪,指出前者属于真正的跨境犯罪,后者其实质是刑事司法协助,并提出了对两类跨境犯罪的对策看法,如实体法律协调、刑事司法管辖冲突之解决等.跨境犯罪二分法的提出,有助于澄清跨境犯罪研究中的有关理论问题.     

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催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类型犯罪的新型犯罪,跨境网络犯罪就是其中一种危害巨大的类型。由于互联网空间中并不具备传统的国境概念,跨境网络犯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世界各国之间又不属于同一司法体系,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功能和作用就逐渐凸显,成为了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目前打击跨境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仍然存在着一些冲突和争议,应该确立与协调跨境网络犯罪刑事司法管辖权原则,完善刑事司法协助所获电子证据适用机制,深化涉案资金追缴国际交流合作,从而加强和完善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方面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网上追逃导致异地羁押中出现的问题

网上追逃的基本方式就是犯罪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立案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签发拘留证,将其基本情况和拘留证上网,这样无论犯罪嫌疑人流窜至何地,只要当地公安机关发现踪迹,就能将其就地采取强制措施,然后由抓获地公安机关通知立案地公安机关办理犯罪嫌疑人移交手续。     

检察机关刑事司法协助中的问题与对策——以中俄边境地区实务为视角

由于两国法律制度不同,中俄边境地区检察机关刑事司法协助的实践中,存在协作效率不高,对双重犯罪原则的认定标准不一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协助的深入开展。因此,应规范司法协助行为、完善法律规定,为双方卓有成效地开展司法协助创造条件。     

检察机关加大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追逃追赃力度

201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今年,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追逃追赃力度。曹建明介绍说,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追缴赃款赃物101.4亿元,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在引渡、赃款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等原因,中国司法机关在对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引渡和赃款追回方面面临一定挑战。     

核准追诉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核准追诉制度根源于追诉时效制度。追诉时效制度是世界各国刑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制度,是现代国家对刑事追诉权的自我约束和限制。近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一些超过20年追诉时效期限的刑事案件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由于法律规定得比较宏观原则,且学界对此研究不多,核准追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不少困惑和问题。笔者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希望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以期推进核准追诉制度的科学化。     

核准追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核准追诉制度是追诉时效制度的组成部分,目的是解决极其严重的犯罪超出20年追诉时效期限后的追诉问题。核准追诉的对象是具备刑事诉讼行为能力的犯罪人,其犯罪所适用的具体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追诉必要性条件是核准追诉的核心要件。核准追诉的证据应达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标准,其程序有待规范和统一。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调查取证

作者结合国际公约以及中国自８０年代至今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和涉外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总结分析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调查取证方面的各类问题。包括：提供证据和鉴定材料、扣押移交赃款赃物、代为询问证人、移送人员出庭作证、跨境调查、控制下交付等等。同时，对加强与毒品、经济诈骗、洗钱等跨国犯罪的斗争和健全我国司法协助制度提出了建议。     

境外追逃中的量刑承诺制度研究

引渡请求国针对被请求国的要求作出量刑承诺,并保证承诺的顺利实现,是保障境外追逃顺利进行的关键性措施。反思我国量刑承诺制度,还存在以下问题:在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前提下,当前保障案件审理法院遵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量刑承诺的机制并非无懈可击;在案件判决书没有明确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量刑承诺的前提下,难以保障判决书既实现量刑的充分说理,又实现量刑承诺的具体内容,并体现量刑承诺对于最终判决的直接约束力。对此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方式完善:建立法定的量刑承诺程序,将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承诺的决定权赋予一审法院,并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为量刑承诺的兑现奠定制度基础;在判决书中明确引用之前作出的量刑承诺,从而既实现量刑的充分说理,又体现量刑承诺对于判决的直接约束力,提升国际社会对于我国量刑承诺制度的认可与信心,从而推动境外追逃的良性循环。     

澳门检察院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职能

一、引言当今世界,跨域犯罪和国际犯罪日趋严重。犯罪的跨域因素或国际因素往往成为国家、享有独立司法权的地区或国际刑事司法实体行使刑事管辖权、     

刑事诉讼中重复追诉问题研究

大陆法系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与英美法系中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联合国文件确立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二者的折中性表述。与两者均不相同的是,中国法以客观事实、有错必纠为理论基础,允许检控方和法院对同一被告人采取多次重复的追诉和审判,从而使被告人因同一行为而面临多次危险。应当对中国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予以法律控制,有必要在调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利益格局中,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应改革法院做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后检察院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和再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