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趋势及政策展望

中国区域发展的典型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均衡性逐步提升,区域发展差距日益缩小,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更加完善,同时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也重塑了区域比较优势,城市群和区域性大城市成为主要经济空间载体,但当前也存在区域发展分化引起的人口集聚空间失衡、部分省份“去工业化”和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产业空间不匹配问题,还面临日益频繁的外部冲击挑战。为促进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十四五”时期中国应立足要素集聚的客观规律,统筹好区域发展和人的发展,强化城市功能分工,引导劳动力就业空间均衡化,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空间,不断完善国内生产网络和壮大国内消费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     

推进厦门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若干思考

在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加快农村城市化,对于破解厦门“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实现厦门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较大;城乡环境反差较大;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农转非居民城市化程度不高;农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本文提出实施“六个工程”推进厦门农村城市化进程:一是新型城镇体系构建工程;二是人口转换工程;三是地域转换工程;四是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五是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六是农村体制改革工程。     

从上海市人口调控新政策看社会治理趋向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人被放在了核心位置,要以人为本,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上海是全国特大城市之一,近年来面临人口问题的困扰。人口的急剧增长及无序流动,以及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的不合理,使得当前上海的环境资源濒临难以承载的挑战,也使得上海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承受巨大的压力。因此,如何通过人口调控新政策实现上海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升上海常住人口的生活品质,就成为上海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     

增强湾区意识，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促进厦门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GDP形式上可分解为三个因素,即：GDP=[GDP/劳动人口]*[劳动人口/总人口]*总人口。一个地区经济总量GDP增长速度取决于能否提升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占比和人口总体规模的增长,上述关系为研究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思路。本研究将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结合起来,通过比较周边城市经济、人口发展轨迹,对支撑厦门市“十四五”及2035年远景经济发展目标的人口规模进行分析测算,对当前厦门市人口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加快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的具体对策建议。     

福建人口发展新形势下提振经济增长潜力的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时期人口形势的变化,已经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潜力形成新的约束。当前,福建人口发展面临总量增速放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省外流入增量减少、人才结构与经济增长需求仍不够匹配等新形势,需要从挖掘人口增长潜力、推动人口要素与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发掘人口集聚红利、促进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良性互动、以人口新需求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着手,构建人口要素和经济增长的新协调互动机制,持续发挥人口要素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     

江西人口安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江西人口存在四大问题,即人口总量受人口基数过大和人口增长惯性的双重影响问题;人口总体素质不高,存在深层结构性缺陷问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江西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问题;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的不平衡、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人口迁移流动量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分布。     

我国城市化加速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中期,城市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也有诸多问题与挑战。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要在阶段性规律上进行全面的创新。当人口5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的时候,＂城市病＂将可能是城市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要有前瞻性的视点,为逐渐到来的城市问题做好充分准备。     

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格局的转折性变化:2000-2020年

通过历次人口普查和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发现,2000-2020年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空间格局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以2010年为界,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迁移的净增量已由波浪式推高转变为波浪式回落,省际之间的流动人口增长明显减缓,乡城转移的人口年龄红利逐渐消逝,城乡老龄化程度双双增长。其重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人口与经济区域均衡发展初露端倪,人口空间格局新变化使区域均衡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奠定了我国人口发展区域均衡的大格局,未来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东西变化仍将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内部的东部沿海与内地之间。     

中日人口发展与就业趋势比较研究

我国的人口政策在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同时也积聚了相当大的人口风险,包括人口的快速老化,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日本已经和正在经历的,日本为应对这些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对我国规避未来风险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人口发展与就业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2010-2050年劳动力供求及矛盾进行了预测分析,比较了中日在人口发展与就业方面的异同点,借鉴了日本的相关政策措施,提出为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我国应该采取的人口、就业及经济方面的政策措施。     

浅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基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当前,我国处在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的人口流动模型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刘易斯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比较分析,针对我国的国情,探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我国要依靠发展农村经济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结合的途径,多渠道、多形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对于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统筹城乡经济,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广西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承载力研究

从广西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的关系看,广西耕地资源与人口增长将在三十四年左右基本饱和,森林资源满足供给并有富余,沿海滩涂资源与人口关系趋于饱和,水资源与人口关系是富足有余,但工业废水排放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面对这一状况,广西要加大农村鼓励节制生育的政策措施;合理利用耕地,发展生态农业;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优势;保护近海生态环境,发展远洋捕捞渔业;重视水资源的环境管理,确保水资源的安全。     

人口动态的经济影响及对策分析

人口动态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均有较大影响,对降低人口出生率、稳定人口、减轻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成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既面临着新的人口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应抓住人口视窗这个机遇,应对好与此相伴生的挑战,迅速发展经济.     

刘易斯转折阶段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结构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一直以来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重要贡献因素。2004年,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即普通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首次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的特点,本文分析了刘易斯转折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结构问题,认为就业的文化技能结构、产业和行业结构、收入结构、社保结构、区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到农业人口城市转移就业的层次和水平,也影响到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刘易斯转折阶段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结构问题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从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提出促进就业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的政策建议。     

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问题与治理对策

人口是超大城市划分的依据,人口问题是影响超大城市发展的重点问题,作为2017年新晋超大城市,成都市的人口现状、人口问题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人口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成都工作的重要指示,成都市需要探索"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需要依据自身人口特点、提升人口治理水平。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治理,应当整合国内外超大城市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分析成都市人口治理难点重点,从人口数量的科学规划、人口质量的持续提升、人口结构的合理调节以及区域人口的均衡分布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论新时期城市派出所的人口管理与控制对策

人口管理与控制是公安机关的基础工作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人口的管理与控制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公安机关必须相机而动,采取相应的对策:实现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构建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网络,开展针对性的安全宣传与教育,以期更加有效的实现人口管理与控制,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厦门特区建设30年民营经济发展及其转型探析

特区建设30年,厦门民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地位和作用日渐提升,已成为特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时期,厦门民营经济发展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条主线,在岛内外一体化、二三产共推进的政策推动下,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与转型势在必行。本文在总结特区建设30年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厦门民营经济发展转型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路。     

推动全球债务攀升的结构性力量

当前对于全球债务攀升过程中各国个性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但对于共性问题反而关注不够。从共性上看,虽然所处阶段不同,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在收入端,经济服务化使得生产要素总体上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向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收入汲取能力由此进入下降通道;在支出端,人口城市化使得财政资金不得不从建设性项目转向社会性项目,支出扩张速度因而进入上升通道。经济服务化和人口城市化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在深层次构成推动全球债务攀升的结构性力量。本文认为,当前尤其要处理好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快"与"慢"的关系,城乡结构转变过程中"物"与"人"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人口问题与对策研究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通过大量祥实的数据,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人口的基本状况,探讨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人口总量过多、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劳动力数量供给过剩、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多等问题,并提出了依法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