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违法行为的犯罪化

网络犯罪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犯罪的新型犯罪,危害性较大。因此,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的规定应当进一步完善,将相关网络违法行为犯罪化。     

论刑法改革与行政法的相关问题

行政犯罪与行政刑法把行政法与刑法有机衔接起来.行政违法与犯罪的区别十分明显,实践中行政违法是否应当犯罪化需要考量各种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刑法改革、完善应当与行政法律相协调,关注行政违法的犯罪化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的犯罪化不应当以“多次”为条件,应当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增加对行政犯罪资格刑的运用,应当把保安处分中的劳教制度纳入刑法当中.     

民间融资犯罪化的价值、问题及理念转换

民间融资犯罪化是指对民间融资过程中的严重违法行为进行犯罪化。之所以要进行这种犯罪化,是因为民间融资的非正规性、隐蔽性、缺乏有效监管性导致融资过程中极易出现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其中的犯罪行为,对道德伦理、公民财产利益、社会稳定、国家金融秩序都会造成极大破坏,所以,要明确民间融资犯罪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正视犯罪化过程中的行为调整偏差、背离刑法基本原则、忽视立法技术等问题,一改传统的经济统制思想,完善民间融资法律体系,明确经济犯罪属性,秉承谦抑立场,遵循刑法基本原则,将民间融资领域中的经济犯罪确定为二次违法。     

近年来我国犯罪化的走向——基于对刑法修正案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从近十年来刑法修正案的内容可以看出犯罪化的走向主要体现在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秩序、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犯罪化非常活跃,呈现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法益保护前置化等特点,将很多原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将刑法保护法益的时间提前。这体现了刑法立法对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以及越来越能明显感知的社会风险的回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刑法立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近年来犯罪化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注意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刑法法益保护的过度前置化,同时注重人权保护。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这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论侮辱尸体罪的非犯罪化

近年来,非犯罪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趋势,而我国刑事立法在这一领域仍然进步迟缓。基于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主义的基本立场,侮辱尸体行为作为一种反社会伦理而无刑法法益保护必要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而应在立法上予以非犯罪化。但是该行为本身作为一种违法行为,仍然应当通过相应的民事法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惩戒。     

非犯罪化思潮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意义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在我国,对于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选择有不同的意见.应当承认,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在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有关刑法谦抑性的理性思考

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内涵包括:刑法调整范围的不完整性、刑法统制手段的最后性、刑罚制裁方式发动的克制性;其法理基础是: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策略性、犯罪发生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单一性、犯罪心理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刑罚效用的有限性、刑罚的恶害性决定了刑罚本身作用的负面性、刑罚后遗症的严厉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非理想性、刑罚权实现的昂贵性决定了刑罚发动的慎重性。适用刑法谦抑性,我们应当使刑事政策“轻轻”与“重重”兼顾、使刑事立法“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进、使刑罚裁量轻刑化与“非刑罚化”相结合。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两者是不相容的,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并得出科学的判断.     

风险社会背景下犯罪化立法的正当性、规则及限制

犯罪化是近年来刑事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正当性在于,它是风险社会中自由和秩序价值冲突选择的结果,是风险社会中实现刑法保护和保障功能的重要途径,体现了风险社会中预防为主的刑法目的,是完善我国刑法结构的必然选择,是立足于我国国情的理性选择,并且有助于培养公民的规范意识。但犯罪化并不排斥个罪的非犯罪化,在犯罪化的同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应有度的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和罪刑法定原则。     

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理性检讨

世界各国刑法中多将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加以犯罪化且规定为侵犯公民性权利的严重犯罪之一。我国的刑法仅仅只将强制猥亵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犯罪化。但是,现实中已经出现的“同性相奸”行为无刑法条文可适用的现实已经凸现出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局限。因此,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进行理性的检讨并对其进行完善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刑法“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目的之现实体现。     

论法人犯罪

刑法对法人犯罪的规定前提有两个:一是现有的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的规定不足以遏制法人的违法行为,二是对刑法遏制法人犯罪有效性的确信。法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法人自身的犯罪行为,体现了社会的非难。法人中的自然人不是法人犯罪的主体,他们基于伦理上的谴责对法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关于犯罪本质特征的再思考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但是这一通说面临着不少挑战。本文在对社会危害性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认为社会危害性只是犯罪的阶级本质。而从刑法作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特点来看 ,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出发 ,从不道德行为 ,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根本区别上考察 ,刑法意义上的犯罪的本质特征只能是刑法规范禁止性。     

从非犯罪化的条件考察刑罚权的存在根据

刑法将一个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积极面,刑法将曾经属于犯罪的行为不再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消极面。由于非犯罪化的主体是国家,它是国家价值评判的结果,也是国家对犯罪的反应形式,因而其实质在于刑罚权的退出,而非犯罪化的条件则是刑罚权退出的事实根据。当行为已经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行为已经为社会公众广泛认同、对行为已经有更好的规制方式时,国家可以实行非犯罪化。但是,非犯罪化不能无视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能导致鼓励犯罪和制造新的犯罪,在尚不具备非犯罪化的条件时,刑罚权理应积极地存在。     

刑法总则对犯罪未完成形态之规定不妥

刑法总则规定犯罪未完成形态原则上都是犯罪行为，但这一规定造成了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混淆，在司法实践上违背现实情况，在刑法体系上造成与分则具体罪名构成要件的自相矛盾，而且在刑法理论上引发了学者对我国犯罪构成立法模式的误解、争论。因此应该对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规定进行修改。     

犯罪化基础论

犯罪化是刑法演进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犯罪化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我国刑事领域的重要课题.犯罪化的具体实施受社会状况、科技发展、国际刑事合作、刑法观和法益保护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综合考察这些因素的实际状况才能使犯罪化在社会秩序与个人权利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在犯罪化的过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除了要受到社会方面和法律方面因素的制约外,还应该遵守谦抑性、合法性与可行性等基本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刍议

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歉抑是适应社会矛盾变化、构建和谐社会及保障人类自由权益的需要，它是一种信念，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原则。在我国实现刑法歉抑的途径在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     

非犯罪化思想研究

非犯罪化是当今世界刑法改革的主题之一，对世界各国的刑法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从探讨非犯罪化的概念人手，分析非犯罪化的发展趋势、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基，剖析非犯罪化思想所包含的价值理念，进而指出非犯罪化思想对于我国刑法改革的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