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困境——以涉诉信访为视角

目前，涉诉信访已经反映出我国司法公信力降低的问题，如何恢复司法公信力，重建法律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当前司法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博弈角度来探讨这两种不同的解决纠纷机制如何能够实现良性互动，使社会纠纷能够在制度范围内解决，这是解决目前涉诉信访问题的根本所在。     

重作判决的立法思考与司法适用——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为视角

本文认为,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分工合作、监督制约的关系,两者关系的定位是重作判决立法的重要考量,亦应是重作判决司法适用的判断依归.人民法院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注重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法统一.     

行政权司法权孰“大”孰“小”及其他——一则典型案例的法理分析与思考

文章从一则案例为切入点,从法理上分析了不同国家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所呈现但学界又极少关注的有关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冲突进而引发两权孰“大”孰“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对问题进行衡量的关键标准在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合法。文章还对如何协调执法中出现的类似问题提出了一定特色的看法.     

变性人权利保护的法理与实践研究——以英国的诉讼案件为例

变性人是指患有性别紊乱症的自然人个体,这些个体自我心理认同的性别与生物学性别不一致,有些个体为了达到两者的一致,选择通过外科手术改变外部生殖器官特征(俗称变性)以达到外部生殖器官特征与心理认同的性别特征一致。由于法律通常只承认生物学性别,由此导致变性人的身份和地位不被法律认可,进而导致变性人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承认变性人的身份和地位是尊重其人格尊严及保护性别平等权的人权要求,也是落实宪法保护变性人基本权利的要求,已经有一些国家制定了承认并保护变性人权利的专门法律。变性人的特殊权利通常与其人格和身份有关,通过英国的诉讼案件可以归纳出变性人权利的特殊领域。     

论后注册商标与在先著作权的权利冲突与解决——以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李金春著案为例

申请注册商标时对相关作品的使用属于民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如果侵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于申请注册商标侵犯在先权利的情形,商标法设置了异议、评审和司法审查的行政救济程序。在产生权利冲突的情况下,应根据完整性原则和先决性原则来解决民事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交叉的问题,避免司法审判结果预决行政程序的结论。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现实困境及应对——以重庆法院为例

小额诉讼程序是《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新增设的一项诉讼制度,是我国民事审判在价值层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限的司法资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回应,但由于其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扰。通过对法院审理的小额诉讼案件情况进行梳理,并分析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价值、适用现实困境及形成原因,才能解决日益高发的小客诉讼纠纷,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效率。     

从宪法司法化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路径探索——以“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为例

本文从中国现实出发,对西方国家宪法司法化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得出宪法的实施是由两种解决纠纷机制组成:一是宪法中的国家权力纠纷和国家权力侵害纠纷,它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实施;二是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以外的侵犯或两种公民宪法权利相冲突的私权纠纷,它通过宪法私法化的宪法诉讼方式实施.从而进一步提出根据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之路的建议.     

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为例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党中央确定的重大司法改革项目,也是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量刑规范化问题的研究,对于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法院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都具有重大意义。量刑规范化就是要进一步规范法官审理刑事案件的刑罚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与透明度,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Court Orders and County Correctional Expenditures: Power of the Purse?*

Despite much speculation that court orders against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have adversely impacted government finances, littl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Counties, already experiencing severe fiscal crisis, may increasingly allocate more of their budget toward local jails to comply with court-ordered improvements. This hypothesis was tested by examining time series data, case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with government, corrections, and justice officials in three counties. In addition,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two constructed samples of matched counties compared expenditures in counties under and not under court orde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judges were sometimes persistent in seeking reform, even ordering direct expenditures on jails. However,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 effect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were relatively strong in some cases, but weak in others. The effects of court orders on correctional policy are heterogeneous, and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purse” is limited by various legal and pragmatic constraints.     

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治理的结构创新——以杭州市城市治理经验为例

当今,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变得异常复杂,以往城市管理部门许多治理经验已难以适应新的治理情境,于是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成为必然。在这样背景下,杭州市试图运用社会复合主体模式突破城市治理困局。对于社会复合主体治理创新这一新生事物,人们的认知大多聚焦在理念和价值功能的建构上,而很少关注其隐含的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事实上,通过多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复合主体的"共治"结构属性,即平等的关系结构和规范制度结构;而社会复合主体的成功运行也表明"共治"结构的前提是政府前瞻性的理念创新和民主开放的价值取向,而非社会资本和公共精神的充裕程度。     

论行政检查启动的规范化路径——以警察行政检查为例证

行政检查因预防、发现和打击违法功能而备受行政机关重视,在实践中启动频繁。由于检查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理应构建对启动程序的规制机制,以达事前控制功能。以警察行政检查为例证分析,可知我国行政检查的决定主体采行政审批模式,是基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作出的理性选择。至于具体启动要件,需针对不同检查类型,从形式与实体两方面展开探讨。形式上,办案检查、日常监督检查、集体盘查原则上应申领检查证,惟紧急情况和对严密监管行业的日常监督检查可豁免;实体上,参鉴美国的双重要素理论探讨检查启动的实质理由,改进单一判断标准。     

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兼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试图实现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和国家对仲裁更全面监督的双重目的。但由于这一具有司法监督职能的制度被置于执行阶段,不予执行事由实质上成为一种被申请人针对执行请求的抗辩主张,从而与司法审查监督无关。且由于抗辩一旦成立即具有废除仲裁裁决执行力和既判力的双重后果,导致抗辩主张与实际效果的背离。现行制度的这一结构导致了审判权与执行权(执行裁决权)行使的混同。这一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认识上误认为仲裁裁决当然具有执行力。但在仲裁和执行法理上,执行力专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仲裁作为民间裁决要具有可执行性,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这一过程是审判权的运用,而非执行权的运用。有鉴于此,应当专门设置对仲裁裁决可执行性的审查程序,即由权利人向法院提出对仲裁裁决的确认申请,法院予以审查确认。法院的确认裁决与仲裁裁决共同成为执行根据。该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理程序,兼具诉讼性和非讼性。该程序使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裁决的执行保持了一致,也进一步实现了审执分离,使国家对仲裁执行的监督更为合理。     

创新执法理念 加强公安刑事执法的思考——以贯彻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基本理念,强化了侦察措施,规范了司法程序,完善了证据制度。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对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带来了重大影响,首都公安机关要紧紧抓住学习贯彻新《刑事诉讼法》这一有利契机,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进一步规范执法流程,强化执法监督,加大保障力度,推动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创新发展。     

基层公安机关侦查讯问的规范性研究——以y派出所为例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后,公安机关的讯问措施也开始调整。借助在y派出所公安实践的机会,开展讯问规范化的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尽管y派出所在新刑诉法后讯问的规范性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在讯问主体、人权保障、讯问时间、录音录像方面还存在不规范的现象。因此,针对讯问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策略,以便使讯问措施规范化。     

日本二审法院如何审查裁判员认定的事实——以日本最高法院2012年2月13日判决为例

日本在引入裁判员制度时未修改上诉制度的相关规定。随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12年2月13日做出判决,强调刑事二审程序应采用事后审制,应当参照经验法则、逻辑法则违反说标准审查裁判员参审下第一审程序认定的事实,并对《刑事诉讼法》第382条规定的事实误认这一上诉理由的内涵做出一般性解释。通过考察日本裁判员制度实施后刑事二审程序审查方式的变化,可以发现,陪审制度与上诉制度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力,但由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理论尚未得到简明论述、司法功能发挥不顺畅、上诉审审判模式定位缺失,这种作用力在我国相当微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应当是大力发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理论,整合司法改革各项措施,构建陪审员参审刑事案件大合议庭事实认定程序。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