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动因探析

随着外援私有化趋势的加强,外援的援助者越来越趋向多元化,不仅仅有双边援助国、国际组织,还有私人志愿组织等非政府机构。纵观美国对外援助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美国的对外援助有较高的比例是由私人志愿组织等非政府机构执行的。本文从国际体系层面、国际组织层面、国家层面、文化层面和微观层面来探析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动因。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型政府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其核心是要解决国家权力依法运作的问题,要求必须依法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作为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职责主要承担者的政府机关率先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成为法治型政府,才能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真正落到实处。     

新时代知识分子精神

<正>2017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就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知识分子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积极投身到创新发展的实践中去。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知识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价值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才能为我国社会政治体系的正当性、合法性加以诠释和说明。为此,执政党必须实现价值自觉,在理论层面构筑能掌握群众、说服群众的"理论自觉体系",在实践层面构筑五位一体的"实践自觉体系",夯实社会认同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关于公共政策的公共伦理维度的思考

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能力的高低,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以各种价值的选择作为基础的,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注重技术、效率的同时,还要面临种种公共价值选择中的伦理关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应遵循的公共伦理原则有:公共利益原则;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     

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缺失与培养

文化自觉是一个国家文化崛起的重要因素。文化自觉要求国人了解本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大学生文化自觉缺失的原因在于其对中国历史了解不足,缺乏文化自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不高。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方法如下:主动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优化社会文化环境;保护文化遗产。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动因和方式

结合中国实际,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有着强烈的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愿望和要求,政府也有接纳公民社会参与的动机和需要,两方面的结合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基本动因。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辅助执行、受托执行和监督执行三种。当前在这三种方式中辅助执行最为常见,受托执行逐渐增多,监督执行作用日益增大。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风险分析——基于制度性风险理论的视角

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性重大决策,是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推进的必然结果,其在实施过程中也蕴藏一系列风险,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威胁。基于制度性风险理论分析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可能引发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政治层面上,行政区层级变动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导向会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在社会层面上,易诱发失地农民生存风险和企业搬迁成本高等社会风险;在生态层面上,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得生态风险逐渐加重;在文化层面上,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文化认同性危机促使文化风险日渐凸显。要想保证行政区划调整顺利有效地实施,必须从提高政府合法性、建立社会风险评估制度、建立生态风险防控体制和完善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等四个方面防范制度调整引发的风险。     

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以新平傣族的灵魂观为例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有其独特的变化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如何处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少数民族文化,至少必须注意三个方面:一、按照文化固有的特征和规律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二、主动帮助少数民族自觉增加他们的文化与周围文化发展的同质方向;三、努力创造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共同发展繁荣的和谐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为地方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的提升

作为人类文明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重要阶段,全球化不仅支配着21世纪的世界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政府能力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挑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财政调控、金融调控和行政组织调控方面,其能力的表现不容乐观。提高的途径在于:推动政府由“强力政府”向“能力政府”转变;结合本国实际,大胆地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把提升政府能力与转变政府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重视咨询机构在提高政府能力过程中的作用;努力提高公务员的素质;推动建立廉洁政府;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权威政府。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探讨

知识分子的内涵应表述为:文化程度比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一般水平超出许多的、主要以创造、传播、应用、管理科学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脑力劳动者; 目前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下限,划在具有中专毕业学历、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比较适合国情; 知识分子概念在我国频繁使用,有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知识分子队伍构成的变化和这方面社会观念的改变; 知识分子的概念今后仍将长期存在,但其指称的范围将逐步缩小到知识层次更高的那一部分人。     

民事执行中大数据技术应用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难一直是阻碍司法裁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掣肘,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联合查控机制,可以实现快速定位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对被执行人限制出境、投资、高消费等方式,迫使其自觉履行。但是,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民事执行后,实践中存在执行信息共享程度不够、执行系统的信息覆盖范围有限、执行制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有效解决上述掣肘应当从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出发,做好顶层设计、建立集约化执行平台、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提高数据利用效率,促进民事执行模式的转型。     

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多元并存与一元指导

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国家层面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并存,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社会层面是社会主义、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并存,社会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公民层面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共存,集体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具有多元并存与一元指导相统一的特点。     

网络时代文化软实力竞争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软实力竞争的核心。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需要一种文化上的战略性自觉,而非被动地作为强势文化的模仿者和接受者;需要一种广泛、深刻的主流文化认同,以取得文化领导权与舆论的主动权。只有文化事业繁荣发达、文化产业富有竞争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才有足够的文化底蕴、理论依据与现实支撑。     

知识分子群体社会主导价值认同的问题发展轨迹

知识分子群体之于社会主导价值认同的问题发展轨迹呈现为分层"问题流":认知逆反化—情感淡漠化—意志软弱化—行为自由化。四大层次相互递进、相互包含、相互转换。群体价值与社会主导价值间"伦理普遍性"的理想形态,因无法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诸领域获得实践层面的满足,由此导致的"思维—存在"分离催生出群体价值认同的"问题源"。问题的解决必须诉求于"国家—学校—家庭—社会"诸层面的伦理正义建构,以知识分子群体价值观、社会主导价值观及社会伦理正义三者间"预定和谐"为目标,达到"思维—存在"的现实和解。     

加强新疆基层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价值

当前,提出加强新疆基层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不仅是提高民族地区基层科技素质的一般政策,它更有各级政府通过政策调整,搭建族际正常交往平台,提高各民族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强国家大局意识的政治价值;有促进各民族互学共进,增加收入、就业的经济价值,还在科技文化吸引力下自觉增进交往和互信,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和民族关系和谐的社会价值,是新形势下促进共同发展和新疆民族关系和谐的有效策略。     

马克思廉政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廉政思想为批判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新时代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又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涵。马克思廉政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属性层面有内在统一性:作为政治伦理文化,从传统意义的价值属性层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作为社会道德文化,从受众主体的覆盖层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作为价值尺度文化,从衡量社会有机体的评判标准层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匹配。马克思廉政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主体层面有内在统一性:国家层面的内在逻辑性、社会层面的外在关联性、个体层面的稳定性与普遍性。明晰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对于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关于文化自觉

首先，文化自觉一定是文化开放的结果。封闭的文化传统谈不上文化自觉，具有开放的外部条件但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的文化传统也谈不上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其初期往往是某一种文化传统遭受外来强势文化传统的冲击与刺激，接下来是自身文化价值的问题化乃至于危机化，然后是文化传统的自我分裂，文化主体性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在此条件下，借助于所在类群、民族或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并将其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文化复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