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好”谀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曾国藩“不好”谀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知识分子”如何不好?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民营企业的老板,在日常交往中经常说我是知识分子,或“你这个知识分子”。起初我听了还有些沾沾自喜,觉得无非是说自己学历高一些,文化多一些。可后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原来他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带贬义的。是与“书呆子”甚至“臭老九”为同义词。我终于明白了,说我是知识分子,无非是     

“考研热”降温未必不好

去年,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为128.2万,今年又比去年减少。教育界的官员一直对"降温"一词讳莫如深。其实,"考研热"降温完全是正常现象,未必不好。"考研热"降温这一现象表明整个社会和大学生趋向清醒和明智。大学生一味追求高学历是社会上一些企业、单位选人     

有感于“官儿不好当了”

“官儿不好当了”,这是近来南京、长沙等市上至市政府领导,下至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普遍感受。 这种感受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因为两地分别实行了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晢行办法和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这样的办法颁行以后,随即兑现。前不久,南京北河口水厂电器设备发生故障,造成南京城区大范围停水事故。按照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相关领导受到处理,代市长蒋宏坤还通过媒体向全市人民道歉。     

“不好做”与“不可信”

最近到企业搞调查,听到一些领导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说:“现在的工人不象从前了,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同时也听到一些工人说:“现在有的干部不可信。”一个说“不好做”,一个说“不可信”,孰是孰非,看来颇值得议论一番。应该承认,目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确有难度,要做好并非轻而易举。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工人们眼界更开阔了,思想更活跃了,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可能象从前那样,换着权力的余威,三两句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现在要想思想政治工作做得让人信服,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我以为,目前思想政治工作难做的原因,恐怕     

“不好说话”干部之辩

有些领导把政令不畅归咎于一些“不好说话”的干部,对言不听、计不从的干部冠之以“不好说话”,借口“不换思想则换人”,动不动进行组织处理,结果贻害无穷。何谓“不好说话”的干部,笔者认为有正反两种之分：一种是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不循私情,严格按原则办事,对某些领导来说,这是“不好说话”的干部;另一种是不听党的话,专听某些领导的话,只唯上,不唯实,办事看来头,说话见风头,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对某些领导来说,这是“好说话”的干部,其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好说话的干部。因此,对“不好说话”的干部要…     

服务态度不好,挂黄牌警告

最近,武汉市商业服务单位开展群众性的“创第一流服务,顾客评选监督”活动,在全市设立三十五个评选监督箱,设立监督批评奖,顾客反映好的挂红匾表彰,反映不好的挂黄牌限期整改。 武汉市的做法好！它能充分让顾客说话,表达自己对服务单位、服务人员的看法,从而帮助服务单位提高服务质量。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服务单位和广大顾客密切关系的一个渠道,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具体表现,因此,深受群众的欢迎。     

“官”不好当是一件好事

日前，回皖南乡下老家，在与几个乡镇干部闲聊中，大家都反映，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原来，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那里普遍实行了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测评制度，干部干得怎么样，能不能提拔重用，不再是由少数几个人点头说了算，而是要充分尊重民意，由群众参与定夺取舍。干部的群众公认度不高，在民主推     

通货膨胀,有“成本”和“代价”因素

我日前曾代表国家统计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涨幅居高不下”。在这里,我还想补充通货膨胀的几点成因: 一、我国经济连续三年快速发展,而经济快速发展与高通货膨胀率几乎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国通胀问题不可与美国简单类比,美国经济实力强,其经济成长超过2—3％时,政府就必须高度警惕了。中国属发展中国家,物价基数低,在经济连续三年以两位数增长情况下,物价     

全面从严治党,“严”中有“爱”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反腐败理论建设方面最为瞩目的一大成果就是以全面从严治党来遏制腐败现象。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全面",也要"从严",同时也要"严"中有"爱",重视对干部的教育,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全面",也要"从严"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在反腐败斗争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党自身的建设,特别     

厂长既要有“经济细胞”,又要有“政治细胞”

我厂是一个拥有千余人的中型国营企业。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连续三年没向国家缴一分钱,反而吃国家补贴十六万五千元。去年五月,在上级领导和全厂职工的支持下,我和另外十四个同志组成承包组,承包了这个厂。后来,我被任命为厂长。     

“没有人,哪有未来?”

刘韶安,1979年出任广东省市头甘蔗化工厂厂长;如今,他还任广州市市头实业有限总公司总经理。12年的时间,刘韶安把一家中型糖厂“裂变”成一家大公司,他的创业之道和用人之道颇独特。     

“有了一千八,再争八千一”

本刊第十一期曾经发表过《一千八与八千一》一文,谈了抓好夏粮生产的重要性。目前夏粮已经到手,产量达到预计的目标,总产为一千八百三十七点六亿斤,比上一年增加六十二点八亿斤,仅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八四年相差两亿来斤。 八千一百多亿斤,这是一九八四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也是今年粮食生产的奋斗目标、大家知道,由于多种因素,去年我国粮食减产,因此,争取今年全年粮食总产量恢复到一九八四年的水平,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个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而且对实现“七五”规划的要求、到一九九○年达到八千五百亿斤至九千亿     

“人有病,天知否?”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以其尖锐的题材,特殊的视角,演映了一段毛泽东的故事。虽然难免拘谨,却拍得相当朴素。因为有亲子之爱。尤其是丧子之痛,而又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情不自禁,泪下四条。中国人素多眼泪,也素重眼泪,迄今互为赠答,而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影片的成功也就不言而喻了。 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这是出乎老百姓的意料之外,却又在毛泽东的思想和情怀之中,于是赢得了老百姓的无限崇敬。有口皆碑,于今为烈。这是     

胡适,“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胡适生活在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时代,他不但有学者的学识、风度,也有士人的胸襟和风范. 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市头儿”,当过“非常学生会”主席.1932年夏,他在北大毕业前夕,找不到工作,胡适主动帮忙.有一次,胡适出门在火车上,无意中在一个刊物上读到千家驹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民族工业不发达,抵制日货不是根本办法.不能怪中国人“五分钟热度”,而应该从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着手.     

“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

李瑞环同志在新著《学哲学用哲学》中说:“我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就要以对方的存在、发展为前提和条件。‘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这既是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充满辩证法的深刻见解,也是今后处理这种关系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解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应该怎样合理分权

当前我国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最为重要的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作出调整,解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问题,而转变政府职能最直接的出路就是合理分权。op～～。市场条件下政府到底该管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政府职能设置极不合理。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全能政府”。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政府职能不合理的状况,作了三个层次的划分：一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二是管了许多‘谱不好”的事;三是管了许多“管不了”的事。那么,政府到底应该管什么？目前我国地方政府…     

干部下基层,群众有“五盼”

李源潮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到群众中去,到矛盾多困难大的地方去,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不仅是一种善意提醒,更是一种殷切希望.为进一步推动干部下基层工作深入开展、取得实效,笔者走访了一些基层群众,了解到当前广大群众在这方面至少有"五盼".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内有“左”的错误,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给党和国家造成一场浩劫,所以人们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以极大的努力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流毒,深得人心。然而,一种倾向会掩盖另一种倾向。当我们在一个时期重点批判“左”的错误时,容易放松对右倾思潮的抵制。为什么对右的思潮放松警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熟视无睹,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听之任之?究其原因可能有种种:有的是认识不清,嗅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