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联盟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衰落的逻辑(1968～1989)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冷战时期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型。在此前的20多年里,由"冷战共识"推动塑造的自由国际主义曾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选择。然而此后,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开始产生日趋深化的分歧,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显然,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还是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无法就此种转型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冷战后期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均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研究表明,自由国际主义衰落的逻辑植根于此前塑造美国国内"冷战共识"的"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因利益冲突产生了内部分裂,这就导致两党在美国对外战略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日俱增,进而使得相应的国内政治过程从"党派合作"逐步发展为"合作—制衡"。最终,这一趋势为冷战后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形成的"政治极化"格局埋下了伏笔。     

墙还是梯子?——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

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不仅反映出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上的博弈,而且也折射出美国普通民众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美国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其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价值观强调自由化与市场化,美国在此基础上推行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及收入分配恶化的内部情形下,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逐渐兴起。逆全球化思潮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价值冲突的主要原因,全球化的受损者和受益者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政策,包括移民政策、贸易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展开了争论和博弈。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选择体现出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经济上的本土主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新孤立主义的特征。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中选择付出较小代价的政策的结果。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

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做出新的考察和解读。该框架表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际体系压力干预下不断重组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进程以来,美国国内先后形成了东北部—西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不稳定多数联盟及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联盟均势四种社会联盟格局,进而导致直接决定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相应地呈现出"共和党一党独大""两党合作""合作—制衡"与"政治极化"四种主要类型。正是上述国内"政治—社会"机制的作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经历了从19世纪末现实主义主导的地缘政治扩张,到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复杂历史进程。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

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性格",它内在地要求生成美国主导的全球变迁的方案,特别是一个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核心的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这是现代化理论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基本动力和历史条件。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初期曾受到现实主义的有效抑制,一度延缓和削弱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重视及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建构,现代化理论的政策效应即在于改变这种局面。现代化理论秉持自由国际主义并认同民主党自由主义,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演进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国际体系失衡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论争

随着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失衡,美国国内就美国“大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深度介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仍然能承受霸权的成本,并且深度介入能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安全收益和经济收益;战略收缩的支持者则认为,为应对权力相对衰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应该减少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收敛霸权抱负,以实现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的平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论争隐含着“美国仍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假定,这种支配地位能给美国提供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隐含着“霸权衰落后美国该怎么办”的战略焦虑,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谋划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佐科政权与印尼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处理美国自由港公司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进一步加强,而政党政治则堪称两者之间的"枢轴"。双层博弈理论认为,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而对外政策也会影响一国政党间的互动与博弈。印尼和美国之间的自由港公司问题是印尼多年来面临的一个棘手而重大的对外政策议题,佐科及其政党联盟则借重自由港公司问题,利用政党政治的运作和影响,将"朝小野大"扭转成"朝大野小",最终顺利实现连任。在第二个任期内,如何维护政府权力以落实重大改革措施,又不至于让权力过于集中,威胁印尼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是佐科及其执政联盟必须高度重视并谨慎处理的难题。     

德国介入南海问题的主要特点与战略考量

随着近年来南海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围绕南海问题中美博弈的加深,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相继介入南海问题进程.在南海问题上,德国总体保持战略审慎与克制,包括坚持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司法手段,秉持中立立场,且与英法两国的南海政策存在差异,是潜在的影响力量.然而,近年来德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程度呈逐渐加深态势.德国介入南海问题主要出于应对来自美国的联盟压力和法国的伙伴压力,以及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考虑.而中德密切的经贸关系、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以及德国海洋战略等因素则限制德国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展望未来,默克尔之后的德国外交政策将迎来调整空间,不过默克尔时期"基于经济的非对抗主义"政策大概率继续主导中德关系,德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也难以超越现有的框架.     

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演变与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向

对市场自由竞争理念的偏好决定了美国支持以技术和资本为主导的海底资源分配制度。在国际海底制度构建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表决优势在海底资源分配问题上对美国支持的海底制度构成了挑战。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将海底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完全置于海底管理局的直接控制之下,这违背了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美国不仅以国内立法的形式规避国际海底制度对其国内开发实体的活动限制,而且在国际海底制度之外与其他发达国家签订一系列"互惠国协议",公开与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相抗衡。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变,反映的是国际制度变革对美国对外行为的深刻影响。     

新书架

正美国行为的根源张宇燕高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本书研究了美国对外行为的根源。作者认为,"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三位一体,构成了美国行为的国内根源,并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目标是"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本书认为,与历史上的其他霸权国有所不同,美国侧重于通过开创、主导和拓展于己有利的"非中性"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体系来维护其霸权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主要     

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方略及前景

"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是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对特朗普主义兴起以及2016年民主党大选失败进行反思的结果,其内涵上强调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等施政原则,同时深受具有温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国际自由主义、以中派面目低调呈现的左翼进步主义、以多边主义为旗号的制度霸权主义、以民粹和保守为内核的特朗普主义等国际政治观或流行思潮的塑造。受此影响,拜登的外交方略虽在姿态上有意与特朗普主义保持距离,但实际上完全吸纳其民粹主义经贸政策内核并保留其胁迫外交选项,还试图通过调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与民粹主义、多边主义与制度霸权为其民粹主义内核裹上色彩斑斓的外衣。就其本质而言,"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主党建制派对民粹主义的再包装,是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原则的再出场,前景并不看好。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斯合作

近年来,由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印太战略"逐步从构想转变为现实,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和以印度为首的域内国家不断加大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投入,使得印度洋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这不仅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多,经济实力不算强,在"印太战略"中也非核心国家,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和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的国内外政策与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内政局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出现"摇摆",经济增长率下降,民生改善缓慢,恐怖活动增加,民众意见日益多元化,这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高度关注。     

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第四种解读——评亨利·诺的《保守国际主义》

<正>在美国学术界,就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方法论而言,至少存在着四种学术流派:其一,对策研究,强调研究现实性与实效性;其二,理论研究,强调用国际政治理论诠释现实或历史问题;其三,淡化理论色彩的宏观政策或战略研究,强调研究的宏观性与思辨性;其四,纯历史性的美国对外政策史研究,强调史实的考证与思辨。就这些学术流派而言,不能说孰优孰劣,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学者亨利·诺(Henry R.Nau)的《保守国际主义:杰斐逊、波克、杜鲁门、里根时代     

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欧洲边缘的抉择——试析意大利、希腊民粹政府的对外政策

欧盟内部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位于(半)边缘的意大利和希腊在民粹主义冲击下,面临融入或背离欧盟主流的抉择。近年来,两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的边缘化加剧,刺激了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政党的主张背离欧盟主流,在执政后要求调整对外关系。本文分析了意大利和希腊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发现两国均要求在欧元区经济政策和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难民政策上与欧盟重新协商。在双边关系上,两国与德国、法国也出现摩擦,试图联合其他成员国制衡法德轴心。同时,意大利和希腊顶住欧盟压力加强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民粹主义政党本身的偏好是上述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但相应政策的执行和实际效果仍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制约。     

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的国际政治分析

全球卫生安全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一项议程始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末;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全球卫生的国家安全意义和应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政策框架;奥巴马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卫生安全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美国把全球卫生安全融入对外政策议程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新型和复发传染病跨国流行和生物恐怖活动对美国国内和海外驻军构成的日趋增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卫生威胁;通过实施全球卫生外交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减少传染病的跨国传播,维护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以及对美国战略上重要的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通过持续、深入的全球卫生介入,宣传美国的人道价值观、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卫生介入是其全球卫生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法国全面重返北约的影响要素探析

萨科齐总统执政后对法国外交和防务政策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法国在2009年4月北约60周年峰会上正式全面重返北约。左右法国全面重返北约的要素繁多复杂,文章从法国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进行简单梳理:国内方面,主要分析法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经济危机下萨科齐政策的调整和法国国内社会力量的支持;国际方面,分析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新形势下北约的战略调整。法国全面重返北约,标志着法国彻底回归西方,有助于促进法国在北约内部改革和推动欧洲独立防务发展。对美国,法国重返北约可帮助美国缓解中东地区的军事压力,促进双方在国际安全问题的立场上协调一致。     

侨务与外交:对中国侨务政策的思考——以中印(尼)关系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侨务服从外交"一直是中国处理对外侨务的指导原则。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中,中国为了建立包括印尼在内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在侨务政策上作出让步,以换取印尼在中国对外战略上的支持。随着冷战后两极体制的终结,以及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实施侨务政策的大环境发生变化,侨务政策也因此出现调整的空间,但中国侨务政策调整的限度和可能性依然受制于一系列因素。     

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欧政策长期占据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及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不断突破传统的变化过程。相应地,美国对欧洲事务介入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虽然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但是其两个核心成分和目标却得以延续和保留:即防止欧洲出现挑战美国利益的霸权,以及将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当前美国的对欧政策仍在调整,对欧盟既合作借重又制约防范将是主要趋向。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