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

中印边界战争是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发生的一场战争。基于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印度的国内政治、领导人个性、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对于边疆稳定的需求是影响战争发生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认为引发战争的诸多因素中,想象的单边默契这一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之一是中国关于边界的"暂维现状"政策并未被印方所正确认识,后者在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中印边界冲突的升级;表现之二是印度对中印权力非对称结构的错误认识,导致中国的战略协商与威慑未能奏效,只能选择以武力的方式回应危机。在权力非对称维度下,研究国家单边默契思维的战略效应,对于分析国家的战略文化以及解决与中国相关的领土争端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国际能源战略与中美能源合作

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施石油进口来源最大限度多元化的政策,进口石油是美国能源的主要来源,以确保进口石油价格稳定和供应可靠.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寻求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靠,增加国内石油战略储备,使用军事力量保证外国石油稳定安全地输往美国.当前美国的能源战略增加了世界石油市场需求,导致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与其他大国因能源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和竞争增加,在中亚和里海地区的能源竞争加剧.中国和美国在能源领域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合作的巨大潜力.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东亚单极格局逐渐转向两极格局,中美关系步入战略竞争阶段。现有研究认为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双重战略困境",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其以往实施的对冲战略已经失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强硬对华政策意味着它已经选择追随美国。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与中美之间战略依赖关系的辨析发现,"双重战略困境"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澳大利亚并不面临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困局,而仍然存有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通过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以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逻辑,可以发现现阶段澳大利亚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基准战略",即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中美两国其中一方的基准,从而最大程度换取中美的战略信任和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对澳大利亚在国内层面、南太平洋和南海问题上战略行为的梳理和比较,有效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东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转变以及未来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阿塞拜疆与以色列“战略合作关系”评析

近年来,阿塞拜疆与以色列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均获得长足的发展,双边关系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交往密切,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究其原因,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倚重和经济上的彼此需要。阿以"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凸显了文明冲突的悖论,阿塞拜疆的特殊身份使其未来可以充当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谈的某种桥梁,两国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冲击。不过,长远来看,以色列的"外围战略"和阿塞拜疆的"平衡外交"导致两国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变数和有限性。     

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战略考量与挑战

2007年日越首脑联合声明发布后,两国海洋安全合作步入正轨。除了在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框架下开展一系列合作外,日越在双边框架内不断完善首脑与高官互访、对话机制,在实务部门的交流与海洋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日越海洋安全合作既是日本与越南推进彼此海洋安全战略、固化本国既得非法海洋权益的需要,也是在亚太"轮辐体系"变革背景下,日本呼应美国战略、协助美国维持亚太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然而,由于越南在经济上对中日的"双重依赖"、日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两国合作外部动因减弱等因素,未来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势头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朝核问题与中美战略共识

朝核问题历经20余年外交努力至今仍未获解决,但朝鲜核与导弹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无论朝核问题僵局持续,还是朝鲜继续增强其核与导弹能力,这都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与核心关切虽然不同、应对朝核问题的政策偏好也不一样,但求同化异,保持东北亚稳定应是两国追求的共同目标。两国应该在朝核问题恶化之前合作管控朝核危机,通过这种合作就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模式和最终解决方案达成基本共识。中美有必要尝试新的政策思路,这也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新的政策思路至少应该包括:共同改善朝鲜的外部安全环境,支持朝鲜的"软着陆",推动朝鲜政权转型而非政权更迭或者政权崩溃。     

中美金融关系的动态演进

随着中美两国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发展,双边的金融关系日益紧密.导致中美金融关系演进的成因主要在于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以及两国金融实力的差异.在这样的关系中,中美两国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对称的,即美国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中国则承担了各种福利损失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     

美国的“两圈战略”与美拉整体合作

"两圈战略"是笔者从国家防卫和经济利益两个角度提出的考察美国国家防卫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研究框架,即美国通过加强"国家防卫安全圈",塑造"经济利益安全圈",达到重构和主导世界新秩序的目的。"国家防卫安全圈"主要由两洋防卫体系和拉美安全倡议区构成,"经济利益安全圈"力求涵盖太平洋、美洲地区和大西洋。美洲地区(南、北美洲)是"两圈战略"的"纵轴",拉美地区是这一纵轴的天然部分,美国利用自由贸易、单边市场开放、区域安全合作等措施已经将3/4的拉美国家拉入"两圈战略"。为了将其他1/4的拉美国家(古巴、厄瓜多尔和六个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或准成员国)也拉入"两圈战略",美国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协定"对南方共同市场营造了战略"包围"态势,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宣布"门罗主义"时代终结,试图以"美洲主义"为口号开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三轮美拉整体合作。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安全竞争

拜登政府以实现“自由而开放的印太”为名,积极推行“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围堵,使中美双边安全关系日趋紧张。本文首先对拜登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进行比较,指出尽管二者在整体思路和基本逻辑上存在延续性,但拜登政府更为注重经济与安全策略的统筹、同盟与伙伴网络的整合,以及对华竞争、合作与对抗手段的相对平衡。其次,本文从安全理念、安全规则与安全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中美“印太”安全竞争的深层动因,指出美方在奉行零和思维的“绝对安全观”、宣称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同时,却践行霸权政策、积极组建“集团对抗式”的军事联盟机制。而中国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遵循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主张“结伴不结盟”,并致力于维护区域共同安全。最后,本文结合“印太”区域国家对中美两种类型安全观的态度、俄乌冲突对美国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美国“印太”经济战略的缺陷等多方面因素,对中美在“印太”地区安全竞争的前景加以分析和展望。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斯合作

近年来,由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印太战略逐步从构想转变为现实,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和以印度为首的域内国家不断加大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投入,使得印度洋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这不仅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多,经济实力不算强,在印太战略中也非核心国家,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和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的国内外政策与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内政局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出现摇摆,经济增长率下降,民生改善缓慢,恐怖活动增加,民众意见日益多元化,这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高度关注。     

从里斯本战略到“欧洲2020”战略:基于治理演进视角的分析

里斯本战略的一个创新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以开放式协调法为代表的软治理手段。然而,里斯本战略未获成功,除了因为战略设定的目标过高、过多以及缺乏重点和清晰度、透明度以外,主要被归咎于战略的治理结构过于软弱,由此产生了实施缺口。有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欧洲2020战略的治理手段有何改进或创新,是否从里斯本战略及其重启中吸取了经验与教训。本文结合政策学习理论指出,欧洲2020战略的治理手段只是工具性学习的结果,它们仍然维持在里斯本战略的软治理框架中。     

中美俄战略的异同

中美俄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后到苏联解体,其主要特征是苏美分割势力范围、相互争夺霸权.后来中苏发生分歧,中美接近,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与趋势”研讨会综述

2011年5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与战略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与趋势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财政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遇?

本文介绍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崛起的几种看法。第一种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在保守派里非常普遍。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遇,同时需要对其采取“两面下注”战略。本文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中美两国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本文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中美两国需要趁目前关系全面改善的好时期,“锁定”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伙伴关系。     

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

面对中美博弈,欧盟是否会选边站队?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追随—制衡—对冲三分法不足以解释欧盟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的选边策略。通过梳理中欧经贸谈判史发现,欧盟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借力型战略,而且通常选择向美国借力。欧盟向美国借力有三种模式:欧美联合施压模式、利用中美关系紧张从中牟利模式、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待遇模式。欧盟这一策略之所以有一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欧盟的借力策略,中国亟须树立中美、中欧、美欧三副棋盘意识,在这三副棋盘中找到突破口:一是通过运筹中美关系,调动中欧关系;二是审时度势,从欧美矛盾中寻找突破口;三是对中欧关系实施合作、竞争、斗争三种方式并举的交通灯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