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问题

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有着参与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的现实可能性。但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够成熟,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发挥作用的效能上都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完善立法,规范和拓宽非政府组织成长的外部条件。同时非政府组织也要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并加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以提高其参与危机管理的效率。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和对策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困难重重。同时,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政府,必须构建多元治理机制。当前,非政府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政府因能力不足造成的“管理真空”,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是当代世界范围内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形式有押告知、咨询和积极参与。这是一个从低到高,层层递进发展的过程。有序的公民参与需要在法律———政策———执行的框架下进行,这也是公民参与的保障机制。     

扩大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既是公共政策作用的对象,但同时又可以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之中,拥有公共政策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这里我们所理解的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是指普通公民以及由公民所组成的各类社会团体以政策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     

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思考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因其权威性、资源的优越性以及自身的使命理所当然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有效的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合作。因此,积极探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及其实现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现实意义。     

非政府组织参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初探

非政府组织参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它能够弥补目前高校教育管理过程中的就业服务、资助服务、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环境保护教育的缺陷,为高校的教育管理提供一定辅助功能.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影响因素与战略目标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既是公民表达个人偏好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公民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确保公共政策的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促进社会公正的应然价值取向。传统的公民文化、缺失的参与机制和有限的参与能力等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的建设。培育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和构建公民参与型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政府推进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战略选择。     

论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机制的构建

政策参与是公民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保证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途径,是公共政策的基石,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保障和扩大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对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优势、困境及出路

腐败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非政府组织作为腐败治理的新兴主体,具有社会公益性、自愿性、相对独立性、组织性等特点,与其他主体相比,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时,面临诸多困境,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消除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障碍,充分发挥其在腐败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是转变观念,放松规制,夯实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主体地位;二是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升其参与腐败治理的能力;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四是积极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成熟的社会环境。     

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在现阶段,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公民参与能力、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通过强化公民参与意识、拓宽公民参与渠道、提高公民参与水平、加快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等途径,可以扩大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提升我国公共政策的质量。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府利益

政府利益是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偏离了公共利益的非常态利益。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只要公共政策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就是一种永远的威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政府利益最直接的原因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机制缺陷,为政府利益的介入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产能过剩问题：症状、症结、治理

产能过剩已成为多年来妨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痼疾,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运行的自发性、盲目性缺乏必要和恰当的调控和引导。治理产能过剩的关键是要注重通过调节市场利益机制,转变发展理念,抑制地方政府、企业盲目扩张的动机,增强科学发展的动力。     

四川省293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调查报告

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作为新的组织工作领域 ,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和实践。因此 ,深入非公有制企业调查研究 ,认真分析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是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前提。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问题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当前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存在很多问题,需不断完善和发展。     

试论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

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安全问题最为个体关注，同时，公共安全问题也最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关注。作为公安机关履行自身职能、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公安政策及其绩效自然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公安政策制定的过程包括公安利益的诉求、聚合、转换与输出，并且每个环节的科学合理程度都影响着公安政策制定的质量。本文通过对公安政策制定过程、公安政策系统进行分析，推出了公安政策制定民主化的相关关系，即让公安权力机关内部和外部的不同主体参与到公安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各类公安利益主体的公安利益均衡，从而实现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并最终为提升公安政策质量奠定基础。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构建可问责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众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西方定量研究述评

公众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西方民主中一个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除了在“应然”上引发了从古至今的见仁见智外，在“实然”的影响上也引发了多种定量研究方法。这些定量研究可概括为早期的二元研究、单一时点的公众意见和政策一致性研究、时间序列的公众意见和政策共变相合性研究、公众意见和政策意识形态共变相合性研究和单一议题的深度研究等五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的总体结论是公众意见对公共政策有较强的影响，西方学者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忽视不太显著的议题而夸大了公共政策对公众意见的回应性。鉴于此，我们还需要结合定性的以及理论的规范研究，才能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透彻。     

调与适:在中国发现公共政策——兼及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但一直只处于自在的状态,没有被作为一门学科加以认识和研究,继而被既有的西方理论所遮蔽。由此需要从中国场域出发,在中国发现公共政策,从而将中国的历史经验带入到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的产生取决于政府职能和国家特性。西方国家长期追求的是消极政府,其公共政策出现较晚。中国从国家产生便伴随着公共职能,奉行的是积极政府,其表现便是运用政策将经济社会发展调节到一个适度的状态。这种调适治理的丰富经验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资源。在中国发现公共政策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化:当代公共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取向

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与当代政策科学争论的焦点问题"量化还是质化"进行分析,解释量化与质化研究互补的可能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多元化的角度整合量化与质化研究,融合传统与当代两种冲突范式,是当代政策科学的发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