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打不还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最近“袭警”事件频发,在“袭警”事件中警察大多处于“打不还手”的被动状态。造成警察“打不还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治国理念上的原因和当事警察害怕出手之后背上处分的恐惧心理。在行政执法中警察不应“打不还手”,而应“依法出手”。     

“辨耻”是“知荣”之本

“辨耻”是“立荣”的前提正如真理与谬误相互依存一样,“八荣”与“八耻”也是相对比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对什么是耻没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就无以立荣。因此,辨“八耻”是立“八荣”的前提。确切地说,“辨耻”包括两个层面的要求和内涵:首先对社会和国家来说,“辨耻”要求社会科学地确立用以评价和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和尺度,即国家认定哪些行为是荣,哪些行为是耻。并对耻的行为加以旗帜鲜明的谴责,而不是含含糊糊,暧昧不清,否则,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社会许多领域的羞耻心就会大面积的消解,人们的道德底线难以坚守,正常的道德秩序难以…     

基于警察概念的分殊谈《治安管理处罚法》

警察概念有实质意义的警察概念和形式意义的警察概念的区分。实质与形式警察概念的分殊是经过“二次脱警察化”而形成的。关于“二次脱警察化”的原因是“分权、分工”的认识,有利于明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范的不同性质。据此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是秩序法、其规定的程序应是行政特别程序、其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必要的“、尚不够刑事处罚”表述不够准确、行政拘留处罚程序尚需完善。     

科索沃战云几时消

近日，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危机骤然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谴责“塞尔维亚警察屠杀科索沃阿族平民”，而南联盟则强调自己有权维护国家主权和同分离主义分子斗争，并以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沃克尔“撒谎”为由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由于南联盟态度强硬，北...     

曹汝霖的“五四”记忆

晚年曹汝霖回忆，得知北京大学生可能冲击曹宅后的北京警察厅派去保护的三四十名警察，因为上头交代“文明对待学生”，故连警棍都没有带，警察们只好就近寻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封堵大门。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遇阻的学生，迅即转向来到曹宅。时隔数十年，曹汝霖似仍清晰地记得“五四”运动中的这一幕：     

期待“雪中送炭”

前不久,社科院公布的一则“全国六成以上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二成人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医疗”的调查结果,让不少人多少天来心情一直很沉重。一味地抱怨政府当然没有道理。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肯定不可能有西方国家“福利社会”的生活保障和生活     

西方如何完善攻击中国的伎俩

西方自己都在全世界各地做着践踏人权的事情，又怎么可能关心人权呢？人权问题是西方用来掩盖其对任何国家进行对抗的组织提供支持的借口。“支持人权”，往往是西方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将某个国家引入内战的同义词。这已经在尼加拉瓜、古巴和智利等国家“实行”过，现在又被用来制造中国的不稳定。     

绝对化不可取

在 我们的工作中 ,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恐怕要算绝对化。今年１月２６日的《羊城晚报》刊登了一封警察妻子的来信 ,信中流露出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抱怨和不理解。在这位警嫂看来 ,“对“坏警察”是不应当曝光的 ,因为对“坏警察”的揭露 ,会影响到整个警察队伍的形象 ,可见这位警嫂就犯了以点代面的绝对化毛病。绝对化 ,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它用静止、僵化、片面、凝固的观点观察事物 ,对我们的事业危害极大。要防止绝对化 ,应认真处理好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我们既不能以个别代替一般 ,又不能只看到一般而忽视了个别。揭露了胡长清、成…     

谈谈宏观调控

我们正经历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传统体制下那种以指令性计划为中心的国家集中统一调节模式正逐步作为历史现象从现实生活中退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赋予企业等市场参与者以市场主体地位,让自由竞争及市场价格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调节力量,这就是亚当·斯密讲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然而光凭这只手能使整个经济运行正常化和资源配置优化吗?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的理由,一是存在“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就是说,在一些经济活动领域,存在社会效用与个体效用、社会成本与个体成本之间的差别,这叫做“经济的外部性”。这些外部不经济的行为,如环     

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的移植及其启迪

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的产生是近代宪政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以移植外来文化为基本内容的,其移植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思想、内在动因。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虽受到西方宪政思想与警察制度的影响,但却缺乏近代西方警察法律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这就造成＂因陋就简、有名无实＂,＂形体虽具、精神尚虚＂的结局,同时没有真正理解和正确认识西方近代警察的社会功能与内涵,在立法技术、立法程序等方面均显粗糙与不成熟。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移植的实践及制度缺失,对我国当前的警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警察的角度看刑讯逼供

本文通过对一份“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警察卷”的分析。站在警察的角度看刑讯逼供存在的现，状、原因、趋势，得出律师在场权制度、见证人制度以及沉默权的赋予不具有现实意义．进而提出笔者认为目前切实可行的策略。     

善待自我

“八荣八耻”的标举,实在是一件事关民族复兴的善举。民族的复兴,既要靠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也要精神道德的软实力:缺一不可。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然而,仅只经济搞上去了,倘若精神道德建构乏力,那么,硬道理也硬不起来。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儒释道堪称宝贵资源,理应发扬光大,可是传承不适于直接用来解决现实社会的精神诉求和行为规范的所有问题。传承需要现代转化和价值重构,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自我”。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由“自我”始“,…     

马、恩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之我见

马、恩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之我见徐博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论述，在我国理论著作和报刊上曾广泛被用来论证我国和其他经济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可以避免或跨越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     

公共管理是关于治理的实践性极强的大学问

公共管理是关于治理的实践性极强的大学问。在楚霸王项羽小的时候,他的叔叔问他想不想学剑。项羽说,剑器精妙和好看,但只能用来对付少数的敌人,打小仗。他不学,要学“万人敌”那种能用来打大仗,能冲锋陷阵,能改变战役结果的兵器。结果他学了方天画戟。公共管理学科不同于传统的学科分类,是能够用来打大仗——即进行制度设计和操作的“国家的治理”的“万人敌”。公共管理学科回答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大问题。公共管理的理论问题,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来回答。而公共管理的…     

对当代中国大学生群动行为的社会心里学评析

所谓“群动”,即“群起而动之”,指人们在群体舆论、气氛和态度的影响下而采取的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称之为“群动行为”。它是自愿、从众(随大流)、服从、模仿、冲动等多种群体行为的综合。可以笼统地说,如果没有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上至一个国家、民族、军队,下至民间各色自发团体的群动行为(以下简称“群动”),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和进步。     

民进与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高潮正在到来。何以故?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或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发展经济,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同时还需要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物质是国家和民族的衣食,而文化则是灵魂。物质生活固然是重要的,没有物质无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

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和晚年的“跨越”思想一样,指的都是“跨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不是指“跨越”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直接实现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马克思早年“跨越”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共同胜利论”和“发达国家带动论”。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存在并正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此时代的德国看作是“支配着世界市场”,并能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因此认为德国能把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带到共产主义新社会中去,因而也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制约警民和谐的原因分析——基于国家的视角

作为警察渊源的国家在多方面制约着警民和谐:国家的本质决定了警民和谐的限度,国家对警察的职能定位制约了警察形象,政权的成熟度规定着警民互动的方式,体制变迁直接影响警察的职业环境,而基层政府对警察的期待制约着警察的现实形象。     

建议增设袭警罪

暴力袭警行为因其具有较为特殊的社会危害性，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这种社会危害性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暴力袭警行为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公然挑战和损害。众所周知，警察是国家法律的重要执行者，国家法律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警察的权威予以体现的。这里所说的警察的权威，当然并非为警察个人所拥有，而是警察机关以及全体警务人员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执行法律时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权威。一旦这种权威被公然挑战并受到损害，     

陈水扁:不负责任的自私政客

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2月27日下午,陈水扁背弃自己当初“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强行决定终止“国统会”运作,终止“国统纲领”适用,并且抛出所谓的“七点宣示”。 28日,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表示,“这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