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还是反映民意?--民意测验与美国的对外政策

本文考察了美国民意测验的历史,并以美国对外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对外军事行动为切入点,探讨了民意测验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作为一种把抽象的民意具体化为一系列数字的手段,民意测验不是单纯地反映民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着民意.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不会盲目地遵从民意,他们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民意,为其政策服务,而民意测验有时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一种工具而已.     

从国际新闻署到美国新闻署--美国对外宣传机构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二战后美国对外宣传执行机构从国务院组织框架下的国际新闻署到独立的美国新闻署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分析美国对外宣传执行机构在美国政府部门中的地位的变迁展示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发展.     

欧美对外政策的差异

作者从伊朗核危机、缅甸问题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欧美外交政策的巨大差异。文章强调,欧盟是随时准备将制裁转变为合作的“软强权”,而美国则是以施加压力作为其主导战略的“硬军事强权”。同时,对于欧盟来说,大棒与胡萝卜常常以一种较为平衡的方式使用;而在美国政策中,惩罚和强硬姿态是常态。     

浅析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及俄美关系走向

本文从回顾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同西方关系演进的曲折历程入手 ,着重分析了“9·11”事件后俄国与美国关系的调整变化 ,指出俄美关系依然以竞争和力量均衡政治为特点。其基本格局依然是 :有合作 ,又有竞争 ;有摩擦 ,又有妥协。俄美关系尽管有大幅度的改善 ,但由于双方国家利益不同、战略利益各异 ,两国仍难以结成持久、牢固的联盟关系。俄罗斯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可以概括为 :既是伙伴 ,又是对手。本文还着重分析了影响俄罗斯国际定位的若干因素。     

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效用分析

一、美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体系 （一）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扩张 1.寻求利润。战后以来美国大规模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正是为了寻求有利可图的场所,赢得丰厚的利润。因此,追求利润也是美国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     

"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态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公众遭受了非常巨大和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急剧加剧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是当今在美国最普遍的一种情绪或心态,也是对美国的世界态势和对外政策走向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心理动因.在此情势下美国要以准备对付所有可以想象的突然袭击为重点,调整、改造和加强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机器.不安全感的骤然加剧还将使得美国对于一些同恐怖主义问题无关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产生连带的强烈防范心理.在当前和最近一段未来时间里,总体形势对美国追求其对外政策目的高度有利.     

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第四种解读——评亨利·诺的《保守国际主义》

<正>在美国学术界,就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方法论而言,至少存在着四种学术流派:其一,对策研究,强调研究现实性与实效性;其二,理论研究,强调用国际政治理论诠释现实或历史问题;其三,淡化理论色彩的宏观政策或战略研究,强调研究的宏观性与思辨性;其四,纯历史性的美国对外政策史研究,强调史实的考证与思辨。就这些学术流派而言,不能说孰优孰劣,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学者亨利·诺(Henry R.Nau)的《保守国际主义:杰斐逊、波克、杜鲁门、里根时代     

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

冷战期间 ,里根政府外交决策层在制定对外军事干预政策时主要受到两个重要的认知性因素的影响 :一是对苏联威胁的判断 ,二是越战的经验教训。本文通过分析里根政府围绕对外军事干预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政策取向以及有关争论 ,探讨了上述两个认知性因素如何推动美国政府将保守主义外交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文章在最后部分 ,联系“9·1 1”事件以来的美国外交实际 ,对当前布什政府的对外动武政策做了初步分析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经济增长阶段论"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提出了拥有全球视野、深受"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影响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并试图促使美国实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World Economic Plan).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因此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最终罗斯托既没有达到追求真理的学术目标,也没有实现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take off)的政治抱负.本文重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主要内容、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面临的困境.     

简析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转型

本文通过考察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发展、变化,展示对外宣传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为全方位地研究美国当前对外政策提供一些启示。     

试论外国院外集团活动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对外政策关系到世界各国和国外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各种代表国家和集团利益的外国院外集团为维护各自国家、民族和集团的利益 ,通过委托美国游说公司和具有特殊背景的人作为代理 ,在美国设立官方、民间机构 ,争取美国内具有共同利益的特殊集团的支持等方式进行院外活动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因此 ,外国院外集团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谈:世界发展趋势、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

编者按:2012年8月15～16日,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承办的"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1972～2012)"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在长春举行。与会者围绕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美国巧实力战略、奥巴马能源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地方外交的结构性分析:以广东与印度尼西亚经贸为例

广东与印度尼西亚的经贸往来很好地说明:在中国现行行政架构下,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了一个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大方向和重点,而地方的发展需要则决定了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频率.在现行的政企关系中,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仍然是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主体;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延续主要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地方领导人的更替可能会影响到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成效,但不会影响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方向和重点.     

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动因、现状与比较

以色列和埃及是地处中东的国家中接受美国对外援助数额最多的两个国家。美国对以色列与埃及的援助具有密切的关联性。1978年《戴维营协议》的签署是美国对以埃两国的援助从不稳定状态发展到机制化状态的分水岭。美国给予以色列和埃及援助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希望通过援助政策来消弭阿以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援助确实实现了美国的主要目的。但是在数额和内容上,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还是存在重大区别,显示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这种政策的倾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是导致中东反美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对以埃的援助框架并不完美,但美国仍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不希望贸然打破现状。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严重性的实证判断

本文从六重视角对2007～2009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严重性作了实证判断.主要结论是:本轮次贷违约的恶化程度及速度在美国房贷史上空前;危机的爆发和加重与2004～2006年高风险、低质量次贷(the subprime loans with high-risk and low-quality)的过度发放关系密切;目前非机构抵押债券(Non-agency MBS)已停发,抵押债券发行市场(market of MBS issuance)全部依赖政府和政府资助企业的支撑;决定投行命运的关键因素不是高倍杠杆率(high leverage rate),而是引发资产质量下降的违约问题;五大投行的倒闭、兼并和转型,标志着次贷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作者预计2009年因次贷发放风险导致的违约压力将逐渐减轻,但因经济衰退带来的违约压力会继续加重;次贷违约率将进一步上升,但上升幅度呈收缩趋势;金融市场的动荡局面将归于平静;未来美国经济可能不会陷入深度衰退,但经济的低迷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战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中的两党合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两党合作的实践。两党合作的对外政策指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内 ,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同另一党的某些国会领袖以协商等形式进行的政策制订过程 ,其目的是为了最高的“国家利益”而将对党派私利的考虑排除在外 ,并使政策最终获得总统和国会两党多数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合作始于创立联合国 ,并在此后确保了援助希腊、土耳其 ,马歇尔计划 ,以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成功。长期来看 ,两党合作的深层影响则是加强了冷战共识和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 ,并在本质上与美国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相抵触。两党合作的外交政策在短时间内看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但也蕴藏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