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导条约与美国的反导计划

本文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反导技术研制及反导计划进行了初步探讨.由于反导技术复杂,一时难以取得进展,所以30年前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反导条约,停止了反导部署;但其研制工作却一直在继续.此后美国曾开展多种研究,但由于要求过高,产生了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问题.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削弱,不再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却在研制导弹,被美国看成威胁.现在美国利用几十年在反导上的经验,集中力量首先对付第三世界的导弹问题.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分析

欧洲联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其对外关系政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关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和平与安全这些根本利益 ,所以一直备受关注。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由于其突出和鲜明的政治意义 ,常见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中 ,相关的法律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文从国际法 (特别是条约法 )和欧盟法 (特别是缔约权 )的角度 ,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发展、相关《欧洲联盟条约》和《欧盟制宪条约》的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缔约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察 ,以期丰富这一领域的法律研究。     

从《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看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

1954年以美国为首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正式把南中国海纳入美国的防御圈内;此前,南中国海位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之外.之后,该条约多次被试图援引,用以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实指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纵观20世纪50、60年代,在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下,美国不仅试图否认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还坚决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任何行动,但放任台湾当局、菲律宾和南越等冷战盟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     

冷战与发展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

自二战以来,为了实现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安全与经济等多重目标,美国政府将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最早的实践之一就是在1954年成立的、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集体安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所进行的相关经济活动。由于主要服从美国自身在这一区域的外交和安全目的,美国的相关政策招致相关盟国的批评。不过,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的诸多特点一直延续了下来,甚至在今天也仍可见其影响。     

宪法乎?条约乎?——对《欧盟宪法条约》的法理学分析

《欧盟宪法条约》在法理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欧盟宪法已经具备了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属性,其功能超越了国际组织的章程,更接近主权国家的宪法;其形成过程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其形式和内容都具有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欧盟宪法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国家间条约的范畴,欧盟制宪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型的主权国家,宪法产生的基础和程序仍然是国家间的合意,具体内容也更多地体现了国际组织章程的性质。欧盟宪法的两重性是由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的,是欧盟在面对主权障碍时妥协折中的产物。欧盟条约的宪法化对国际组织法、区域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它开国际组织宪章宪法化之先河,为国际组织法律化提供了思路和模式;其规定大大超出了一般区域国际法的基本规范,为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区域国际法的发展和创新;欧盟宪法的产生开创了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与超国家治理并存的新时代,对走向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赫尔姆斯与美国的联合国政策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调整对联合国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期联合国财政危机时期,赫尔姆斯利用其作为国会议员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享有的特权,通过一系列舆论、立法和外交努力,最终实现了政府借助常规外交手段所不能获得的成果.他对问题的产生、激化和解决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扮演着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在美国外交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传统角色.本文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分析,主要以赫尔姆斯的言行为线索,再现了这段极为重要的决策过程.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回望与思考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正式生效,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回望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曲折过程,“反霸条款”问题成为条约迟迟未能签订的主要原因。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决断下,中日友好终于结出硕果——成功地实现了缔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灵魂是和平友好,中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条约的精神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信守。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成员国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欧洲化

欧盟成员国各自签订了大量的国际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与欧盟法之间存在冲突,欧盟一直致力于解决该冲突,使这些协定和欧盟法逐渐统一。《里斯本条约》的通过和生效将极大地促进欧盟成员国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欧洲化。为此,欧盟一边努力将其成员国现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否继续有效、成员国是否有权和第三国谈判签订新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问题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一边积极行使自己的新权能与第三国进行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     

论《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外交的一致性——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欧盟外交一致性的缺乏已广为研究学者和政治家诟病。为增强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条约》,创设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并随后建立欧洲对外行动署辅助高级代表工作。新职位和新机构的建立能否如期增强外交一致性?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结合巴尔默分析框架中的治理机制概念,对条约改革的影响进行学理分析,进而从比较公共政策的视角,探讨欧盟外交可能继续面临的三个方面的冲突。最后,文章认为,改革后的欧盟外交政策制度框架将会变得更为复杂,政策一致性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但新制度对成员国利益和价值塑造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美国思想库对美韩同盟的研究——以CSIS、CNAS、CATO为中心

美国思想库普遍认为,在美国实力下降的大趋势下,获得韩国的支持是维系美国霸权的必然之举。韩美同盟有助于遏制朝鲜,更有利于围堵中国,也有益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之,美国必须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来改造韩美同盟,劝服韩国为己所用。当然,也有个别思想库学者认为韩美同盟是个两败俱伤的同盟,理应放弃。     

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国、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三边关系近来比较引人注目。冷战期间三方中的两方经常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中印在经历短期的友好以后,也曾相互开战,之后美国因素逐步变得重要。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同时中印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当前在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那种对抗和遏制的模式将不会再现,三个国家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尽管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依然重要,但在现实中其作用正在降低。     

环境问题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本文认为环境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环境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客观上造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性,主观上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把环境问题确认为安全问题.美国在防务环境安全的政策和实践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国际机制的某些方面过于关注自身的相对收益,阻碍了国际环境合作.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美国的外交"理念",是目标之一,是判定根本国家利益的依据;另一方面是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最基本的部分,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在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中,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乃至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都有意识形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