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在文化中的反思

法律的根本在于理解。如何实现理解,怎样才算理解,这是法律追求“流动”过程的中心,反之会成为法律“凝滞”的动因。隐藏在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中的是政治社会和经验生活的不断重现,法律的内蕴应从地方化的语境中去理解,法律文化的核心在于地域社会人们的法律直觉和法律意识,法律教育不能桎梏于孤岛漂流,应在文化的海洋中找寻生命源泉。     

浅谈哈耶克“自由的法律”

将内部规则界定为作为自由社会中自生自发秩序之基础的"自由的法律"并不是哈耶克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最终结论,而只是其极为繁复的理论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对这个结论的理解也只能建立在哈耶克宏观的理论框架之中。可以说,在这个框架下,"自由的法律"这一概念的得出是有其逻辑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源头在于哈耶克对社会秩序的分类、对自由的界定及对自生自发秩序形成结构的理解。     

作为知识社会学个案的我国“法律文化”研究

学界在谈论法律文化研究在我国兴起的原因之时,多将其归咎于国外法律文化研究的引入,这固然不错,但笔者以为,恐怕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现实需求使然;法律文化研究在我国的出现,是基于特定“社会居所”的现实欲求和历史思索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渴望打破旧有研究格局的需要等多重诱因作用的结果,国外法律文化研究的传入,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开放了法学界希望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理解和解说法律实践的特定接受趋向,同时赋予国内的法律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合法性的追认”,并未产生太大实质性学术影响。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程序问题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对深入理解和认识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强调法律程序的取向,一方面在于当前受"唯目的思维"影响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滞后,另一方面在于法律程序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化、制度化的基石。因此,要充分发挥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应有的作用。当前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在于完善立法程序,推进程序性立法和现代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健全行政程序,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完善司法程序,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完善程序性制裁制度,树立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威。     

古代“德法并用”治国策略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影响与借鉴

"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总纲式资源,传统法律文化是礼法文化。"德法并用"是"礼法合治"传统在治国策略上的具体实践。"德法并用"的治国策略充分发挥了政治、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在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处理上,道德占据主要地位,这造成古代社会法律缺乏独立的地位和品格。法治中国建设应充分发挥"德法并用"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需要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在官德建设上在加强官员自律的同时,实现法制化补位。     

如何在世界史课堂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以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为介

学习世界历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种了解和学习来更好地认识自己。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通过"动机(目的)-行为(结果)"模式,运用"理性"这一尺度来认识人类行为在不同环境下的特殊性,从而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或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视角。这种基于人类行为普遍性的方法不仅有利于课堂上的师生互动,而且有利于赋予教材上的历史知识"人化"的理解和重构,开拓学生的社会学思维与视角,帮助学生从人类需求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不同世界文化与社会历史现象的成因及影响,从而推进对世界文明的理解、包容、共存与互动。     

“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

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指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等以保障人权为最终目的,并且应当主要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和决定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执行和适用有关法律时应有宪法思维,进行合宪解释,要以宪法上"公共利益"的含义和精神来理解、解释和界定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而不是随意进行解释和界定.     

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的现代性理解

现代性是对现时代的理论反思,必须直面"当代的普遍问题"。在现代社会,"资本——劳动"的二元框架构成最深层的社会结构决定力量。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职能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实现资本增殖,在于处理"劳动与资本的斗争"。以资产阶级国家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解放,其实质不过是实现了的资本解放。共产主义理想要实现的人的解放,就是劳动解放。如何在现代性视阈中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当代的普遍问题"的时代性课题。     

社会“法商”远比个人“法商”重要

2007年8月在《潇湘晨报》撰文指出，社会“法商”远比个人“法商”重要。他认为，纷纷扰扰的明星涉法新闻，使得人们努力撅求个人对于法律的理解、认知程度，如同情商、智商一样，“法商”一词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但在笔者看来，与情商、智商等强调个体因素的测试指标不一样，人是个社会动物，犯罪等各种越轨行为根源在于社会，     

“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

“法治”和“德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辩证统一的。 “法治”和“德治”的区别主要在于: 其一,二者产生的时间不同。道德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法律则在奴隶社会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法律则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道德则将继续存在,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较大的作用。 其二,实施的方法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依据法律来实现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它是由国家制定和公民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相隐”原则

"同居相为隐"是古代刑法原则,有其自身的历史沿革过程与传统文化基础.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与宗法制度是相共生的.因此,"同居相为隐"这一古代刑法原则的形成与确立有其历史必然性.通过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法的根本精神的比照可以明了"同居相为隐"原则的内涵.对该原则的历史责难介入了"伦理与法律的冲突"这样一个传统的命题,最终的意旨在于通过考察传统亲伦精神,能够对我们现代的立法精神、价值趋向有所启发.     

法治社会中法律逻辑的哲学思考

法律逻辑是法治社会中法律评价的逻辑起点。哲学从法律逻辑的制度、社会和精神三重空间载体及其功能和可转换性来理解法律,与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内在契合。从哲学角度对法律进行反思,尤其对法律逻辑体现了人的"有意义"生活逻辑,法律逻辑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应然性逻辑和法律逻辑的本质是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进行思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法律逻辑要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建设法治国家。     

“化德性为规范”与“化规范为德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双重路向

德性和规范是道德的二维。在道德二维视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化德性为规范"和"化规范为德性"的双向过程。"化德性为规范"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外化为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职业规范、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并在社会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安排中得以体现。"化规范为德性"指通过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和在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产品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德性,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获得稳定性、长期性的担保。     

“山寨现象”的解读与反思

当下"山寨现象"横行,从"山寨数码"到"山寨汽车",从"山寨明星"再到"山寨春晚"甚至是"山寨文化",到底什么是"山寨"呢?文中从文化学、社会学和法学等方面探究"山寨"的现象世界、根源世界以及意义世界。以一种理性的态度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并且利用法律文化的相关知识对其进行解读与反思,通过对其原因和实质的探讨,为正处在迷失状态的"山寨现象"寻觅出路和未来。文中还对"山寨"现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界定,为它理清了存在与发展中面临的法律问题。     

“市民社会”——西方法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一直倍受关注,然而,究其原因,却意见纷呈,本文以为,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西欧中世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独特社会架构--"市民社会",具体表现为,城市管理为现代民主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城市契约开创了民主宪章的先声;市民阶级的形成滋生了现代法制的主体;市民阶级的争权运动确立了现代法律的权威;市民阶级的交往和本性加速了法律形式化的形成.     

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的心理机制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跨地域流动中需要主动进行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增强其社会认同才能更好地融入内地城市生活。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入愿望受挫,就可能出现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社会认同"内卷化"是由于感受到城市社会排斥、民族偏见、阶层差异而导致心理受挫和相对剥夺感等激发之下形成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认同。克服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有助于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     

“阶层复制”还是“精英循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再分析

学界对于"高等教育如何促进社会流动",形成了"冲突论"和"功能论"两种主张。在中国,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不断弱化似乎正成为事实。实际上,不能过度解读和指责"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发挥作用弱化"的问题,要想发挥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必须进行系统的改革。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     

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角度解析治安管理权的社会基础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基石,卢梭是该理论的集大成者。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政府的性质并理解治安管理权的社会基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这一特殊路径着手,可以将治安管理权的社会基础概括为利益基础、契约基础、政治权力基础、法律基础和心理基础。     

梅因法律拟制概念及法律发展观

在《古代法》一书中,梅因将法律拟制看做是协调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媒介,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法律发展命题。拟制作为法律公约社会复杂性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在于解决法律发展过程中"变"与"不变"、"多"与"一"所构筑的时空困境。时间维度宣告了法律发展的必然性和拟制的目的正当性,空间维度则暗含了法律发展的限度和拟制的形式正当性。在一个建设的时代,随着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加,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渐进与开放的拟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