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动物叙事的伦理视野

西方文学的动物叙事源远流长，代有佳作，在社会伦理、宗教伦理、生态伦理三个维度上对人类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索。在社会伦理的维度上，它涵盖了西方的社会伦理探索的全部过程；在宗教伦理、生态伦理的维度上，它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人类的道德自我完善。西方文学的动物叙事成为人类德性之路的启示录。     

全球化时代文学伦理研究的“去妖魔化”

全球化时代必然带来文学和文化的“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的对立和互动.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边缘群体往往由于受制于西方主流群体的霸权意识而处于被动的境地,文化身份也在思想偏见的作用下被“妖魔化”,逐渐失去本土特色.文学伦理批评在伦理层面促进精神互通性来实现文化的交互性,为边缘群体身份的重新认同和建构指明“去妖魔化”的路径,并将文学研究推向一种对人文精神的普遍关注.     

货币伦理的理论基础探析

货币伦理要研究和解决的是道德行为和货币交往活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从几个不同的视角对货币伦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科学的货币伦理思想：货币改变人际伦理关系的内在维度；货币成为“道德秩序的辅币”；人的价值和货币价值通约具有不公平性。这些思想也构成了货币伦理的理论基础。     

论行政管理的伦理本质

人性，作为行政管理的起点，使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特殊的伦理活动，并具有独特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的“仁治”和“法治”，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方式，都源于对人性善恶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也总是从人性需要出发，注重人的现实利益。行政管理各环节都围绕着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和价值而展开。这是行政管理伦理本质的人性基础。     

论行政管理的伦理本质

人性，作为行政管理的起点，使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特殊的伦理活动，并具有独特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的“仁治”和“法治”，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方式，都源于对人性善恶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也总是从人性需要出发，注重人的现实利益。行政管理各环节都围绕着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和价值而展开。这是行政管理伦理本 质的人性基础。     

共享：共同富裕的伦理出场

共同富裕是由经济-政治-社会逻辑构成的综合问题域，是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共同论域，其核心要义离不开“共享”二字。共享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伦理出场引发了对于“共享伦理-共享价值-共享权利”的理论反思，阐明了共同富裕的伦理底蕴、伦理使命和伦理要求。通过重塑共同富裕的“伦理协同-伦理激励-伦理约束”机制，共享理念实现了主体范式、规律范式和理想范式的谋划，集中反映了共同富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通过回答“谁之富裕”“何种富裕”“如何实现富裕”三个不断递进的伦理问题，重申了共同富裕的人民性、兼顾性和正义性。     

试论《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

1949年11月创刊的台湾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提供了大量颇具艺术品味的作品,并为台湾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范式。目前两岸的台湾文学史著述中,谈及50年代的台湾文学,多是简单划一地谈其战斗文艺。有关《自由中国》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政治或经济等问题上,很少从文化和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以《自由中国》的文艺栏为分析场域,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探悉其与台湾文坛的密切关系,力求再现50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风貌。     

人民本位的唯物史观——略论“文艺——人民双向同构”原理的哲学基础

<正> 在《“文艺——人民双向同构”原理简论》(载《湖北社会科学》92年第1期)一文里,郝孚逸先生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着眼,考察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理论背景和可能出现的理论弱点,指出“仅仅将文艺与人联结起来观察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人的哲学基础作出明确的回答:社会生活中的人还是抽象先验的人?唯物主义的人还是人本主义的人?”作者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试图对人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分析,并引入“人民”的概念,倡导将文艺与人民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提出了“文艺——人民双向同构”原理的富有新意的理论命题。     

文艺民族化口号的适用域与局限性

文艺民族化这个提法和口号,在我国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对它的含义仍有众说纷纭的理解,对它在发展我国文艺事业中所处的地位的看法也不大一致。本文拟从历史和语义的清理入手,探讨它同斯大林和毛泽东某些论断的关系,分析它的适用域和局限性,指出它既有重要作用,又不宜充当指导文艺全局发展的战略性口号。 对五种解说的评议 “文艺民族化”的提法,最早见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何其芳谈到吸收欧洲文学时说,这“尤其是在表现方法方面,不但无损而且有益于把更中     

古代文艺观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艺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兴观群怨”“风骨”“文以载道”“童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气韵生动”等众多标识性的古代文艺观念,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理想进行了根本性塑造,也哺育并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和审美理想。站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高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我们应全面把握古代文艺观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深刻领悟中国古代文艺精神与政治精神、伦理精神、生命精神、自然精神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台湾执行当事人适格制度述评及启示

台湾执行当事人适格“法律制度”设置较为完备，卡甘关规定比较具体、明确，不仅规范了执行当事人适格的具体范围，而且设置了由此引发的争议的解决机制。客观地评价台湾执行当事人适格制度，分析其利弊得失，将为祖国大陆地区执行当事人变更和追加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     

"三个代表"思想与认识我国政党制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从国情和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出发 ,在政党制度与国情和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中 ;从超越于任何党派利益的人民、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在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关系中 ,认识我国政党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与优越性 ,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论刑事查封、扣押与冻结中的权利保护

查封、扣押与冻结是刑事诉讼中对涉案款物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其在保全证据、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确保刑罚执行,并预防新的犯罪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家司法机关行使这一权力的过程中,必然会＂侵害＂到相对方的权利。因此,对刑事查封、扣押与冻结过程中的权利进行保护,规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十分必要。本文从刑事查封、扣押与冻结中的权利分析入手,梳理刑事查封、扣押与冻结的含义,总结其行使过程中涉及的权利特点,论述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并提出保护的措施建议。     

我国增设死刑特赦程序之构想

死刑赦免制度是我国死刑适用方面的一个制度空白,宪法虽然有关于赦免制度的规定,但并无专门的操作程序。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死刑本身的不可回复性以及“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都要求我国尽快增设死刑赦免程序。借鉴中国古代赦免制度以及美国死刑赦免程序的经验,我国宜选择特赦作为死刑赦免方式,以被判刑人申请特赦权为主,同时兼顾检察机关追诉犯罪需要赋予其一定的特赦申请权,构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核批准的死刑特赦程序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我国民事诉讼执行程序问题研究

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已成为司法的一大症结,理论界和各级司法部门予以了高度的关注。民事诉讼执行难的原因,从司法层面上分析主要是审判过程中忽视了财产保全、法律文书瑕疵和违法的执行异议造成。从当事人层面上分析主要是不申请执行、债务人逃避债务和被执行人死亡等原因。解决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要建立诉讼执行保障基金制度,确立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建立国家民事诉讼强制执行法。     

浅论监视居住制度及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出台后,监视居住制度开始承担着独立的刑事诉讼功能。新法对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既健全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也为侦查部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依据。然而,新法仍缺乏对于被执行人权利的救济和第三人权利的保障,致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极易造成监视居住执行时的错位。因此,应构建独立的监视居住平台,赋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刑事强制措施执行权,加强检察系统内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一体化建设。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完善途径

非诉行政执行的案件远远高于行政诉讼的案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诉行政执行中当事人对于行政决定是持认可态度。行政诉讼法出于充分保障公民救济权利的需要,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于此同时,如果单行法没有对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另作规定,行政机关若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要等待法定期限届满,这无疑是对行政效率的延误。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应改变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规定、完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的催告程序、扩展间接强制执行的种类和实施主体。     

合同约定解除权行使浅析

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解除权人行使了合同约定解除权后,双方的合同关系终止,合同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现代化进程中执政能力的影响因素与衰朽原因论析

执政能力是对一定政党的执政之目标实现程度与实际效能的界定 ,执政能力与政党能力、政府能力紧密相涉而又有所差别。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状况、执政体制等都会对一定政党的执政能力发生影响。人类政治实践表明 ,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的政党执政能力得到了发展 ,有的则走向了衰朽 ,而执政党自身之组织、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适应性是这种衰朽的重要原因。     

民事执行中和解协议的履行

执行和解既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利,也是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在执行中因其具有便于履行、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节约执行成本等良好功能而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执行立法所青睐.我国法律中的执行和解缺乏制度的特点,存在着种种弊端,尤其是和解协议的履行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使执行和解应有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完善执行立法,使执行和解在我国执行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