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下地方政府助力民间资本良性发展的对策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PPP模式提高了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热情。我国在PPP模式运作过程中存在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的缺失、法律保障不健全、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不合理竞争、政府诚信意识淡薄、项目推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地方政府作为PPP项目的直接参与方,助力民间资本良性发展责无旁贷。合理化地运用政策工具,营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规范政策规划、执行、评估、终结等各个环节,可有效缓解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的博弈分析及其对策组合——以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为例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现象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在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中,政府间权责关系变迁、公共政策执行监控不力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受限等构成环境政策执行梗阻的根源。需要进一步整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合理分配财权事权;推进公共治理模式变迁,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建立新型政绩考核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监控体系,健全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制度。     

地方政府转型的绩效困境与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适应新的行政环境,迎接新挑战和新机遇,迫切需要通过转型来提高治理能力.基于此,从行政透明、行政执行、行政效率三个维度来研究地方政府转型,有助于明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地方政府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不断增加行政透明度、不断提升行政执行力、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实现整体性绩效.     

国家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选择逻辑 ——以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为例

政策执行关系着国家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各种策略性博弈。现有研究多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及原因,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为关注与描述不足。作为政策执行互动博弈中的积极管控者,除了政策制定权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同时拥有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根据与地方政府间目标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中央政府会选择常规式治理、分权式治理、集权式治理、运动式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进行应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多样化选择逻辑。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剖析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同时对其阻力进行探究,结合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现实,依据"五位一体"的理论基点,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实现路径的思路。     

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地方政府在两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合适选择,对于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和构建两型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将由单中心的政府管制工具走向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公共行动工具",同时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一定要与经济、制度和技术因素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相适应,从而实现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组合化、动态化和本土化。     

什么影响了PPP政策的创新扩散？——基于我国282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公共治理理念创新的有效践行。借助政策扩散理论和事件史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2004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外部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策在地方政府间的扩散。其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资源、学习机制、模仿机制是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地方政府的经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对PPP政策创新扩散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验证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有助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积极因素”是否真的有效，从而可以在更多维度上揭示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逻辑。     

政府利益对政策的影响及其规范途径

中央政府利益、地方(部门)政府利益、政府官员个人利益等不同层次利益的存在及其差别,必然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使由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能够反映公共利益,要使反映公共利益的政策得以全面、正确地执行,就必须合理调整各层级政府和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利益,规范中央与地方权能关系,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规范民主选举,建立民众参与制度,对政府官员施行有效的约束与监督。     

环保诉求与政府生态管理的路径转型

随着十八大“美丽中国”、“五位一体”的提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在一个战略的高层被突显,它也将成为我国政府今后治理历程中极为重要的关切维度.现实图景中,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与公众的环境顾虑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在增强,地方政府的生态管理面临着路径转型.因此,基于近年来公众对于环境项目落地的参与事件分析,建构一个生态管理的二维模式,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体共同合作的生态善治,是解决生态管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转型期我国土地征用政策执行失真的要因分析

处于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国家治理和执行力建设的许多挑战,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实现有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本文以目前我国土地政策执行失真为视角,从中央与地方的非均衡利益、政策执行机制乏力、执行监督空缺等变量系统分析了地方政策执行失真的深层原因。本文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空间的存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和政策执行监督缺位的组合是土地征用政策执行失真最基本的行为和制度层面的原因。     

着力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基于公共治理视域

政府公信力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与支柱,是地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社会和谐的重保障。而实践中依然存在地方政府以民为本行政理念缺乏、行政行为不规范、价值取向有时背离公共利益等现象,究其原因主是受历史文化因素及政府自身因素的影响。公共治理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提高政策可信度;规范地方政府治理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引导社会组织合理发展,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制度构成、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是强化管党治党、推进政党法治、健全“制度之治”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的出台,标志着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正式确立,形成了以执规责任主体、执规责任类型、执规责任保障为基本要素的制度结构。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蕴含着“政治权力与政党责任相统一”“政党法治与良法善治相统一”“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问题导向与治理效果相统一”的理论逻辑,为制度形塑提供了理论基础。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有效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中国建设协同化、党的建设科学化、党内法规建设实效化等实践进程,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功能与实践价值。     

吉林省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农民负担过重，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参政渠道不畅及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等是产生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严惩腐败，改进政府工作方式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密切干部关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利用法律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化解矛盾，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加强信访立法，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拓宽参考渠道，提高农民素质，增强民主法律意识。     

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以公民为中心,具有服务性、法治性、有限性、透明性和高效性的鲜明特征。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平台。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论建设法治中国的三个主体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依法行政的主体是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群众、党和政府,都是建设法治中国的主体。这三个主体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它们共同构成建设法治中国的有机统一体。     

地方政府间信息资源共享的推进机制研究

在中央-地方二层行政组织结构下,中央基于“权利-信息-系统”三要素构建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推进机制在地方遇到了推进不足、推进不均和推进不畅的困境。要建立“动力-资源-控制”三维地方政府间信息资源共享推进机制框架。地方政策引导在动力维度中发挥主要作用,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推进资源,完善的监督体系、明确的监督对象和严格的问责机制是主要的控制手段。出台地方性政策、加强信息人员培训、完善政治激励和问责机制更有利于地方政府间信息资源的共享。     

标本兼治搞好反腐败斗争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系统工程。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 ,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依法治国是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依据我国国情建立和健全反腐倡廉体系 ,确定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战略 ,制定多管齐下有效防治的系统对策 ,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法德兼施——反腐败的理性选择

要有效地制约权力、遏制腐败,必须做到道德与法律兼施,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互补,惩治和预防并举,道德防腐和法律治腐两手抓。一方面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权力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消除腐败产生的机会,从而牢固建立起惩防腐败的法律和道德的双重防线。     

行政忠诚：行政和谐的必备因素

行政忠诚可以体现行政和谐的重要价值取向，并能务实行政的合法性基础．强化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角色意识，抑制行政腐败。它有利于政府与环境、政府之间、政府内部、政府行为、政府文化的和谐，是强有力的内在约束机制。可以说，行政忠诚是行政和谐的必备因素。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学:基于"控制-嵌入-规范"框架的分析

府际结构、政社关系与行政文化是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变量,并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控制-嵌入-规范"框架。基于此框架,区分了三种典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模式:中央主导型创新、地方回应型创新和地方自发型创新,并对三种地方政府创新的特征、优势及局限等进行了对比。创新类型的差异实则是地方政府创新核心机制和关键变量的区别。分析表明,控制、嵌入和规范机制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逻辑有较强的解释力。而该类型学划分在理论上部分回应了当前有关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的讨论,在经验上为进一步通过地方政府创新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