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企业本位”体制及其特点

日本型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企业本位”体制，在我国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日本“企业本位”体制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本文着重分析日本“企业本位”体制的含义及特点，从而说明企业内、外关系的相互融合，在促进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形成有活力的日本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市场经济的法制化

日本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各方面经济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纳入法律轨道。这是战后日本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日本经济立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一)维护市场经济体制与竞争秩序日本的经济立法通过限制垄断、协调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在维护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日本制定了《禁止私人垄断确保公平交易法》。其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企事业支配力量过分集中,排除用联合、协定等方法对生产、销售、价格和技术不正当地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对企事业     

日本的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是桥本政权时期提出的“六大改革”之一,是日本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按法律规定的改革进程,行政改革的核心即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于2001年1月6日正式启动,中央政府机构由1府22省厅缩编为1府12省厅,官僚主导体制转为政治主导体制,行政方式也从事前协调型改为事后监督型。其意义深刻,影响广泛,充分体现了自由、效     

论日本企业集团的产权制度特征——对经理会和主银行性质和作用的分析

法人相互持股、系列融资和交易关系的内部化构成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基本特征。经理会虽然是企业集团的最高协调组织，但其并不具有股东大会的性质。在企业集团中，主银行在持股和融资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其产权关系具有相互性特点使其与关系企业之间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两者相互利用，基本上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日本企业间长期连续性交易的有效性分析——以汽车产业为例

依据交易成本理论 ,日本企业间长期连续性交易关系可以解释为一种介于市场交易和组织交易之间的中间组织。与美国企业扩张等内部组织方式相比 ,它可节约固有的组织成本。“评价”、“退出”和“发言”等是其内部的竞争机制。可以称这种竞争为“看得见脸的竞争”和“有管理的竞争”。经济高速增长、外部市场欠发达和社会文化的同质性等 ,是该内部竞争机制运作的条件支持。     

战后日本军事工业的重建与发展

二战后日本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其在国防建设上先民后军的发展模式。自1950年代初期起，日本军事工业依靠防卫厅订货和驻日美军“特需”而起家，由依靠美国提供主要装备转为“自主研制”，通过政府增加财政拨款、协调军用和民用关系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措施而稳步发展。其军事工业潜力巨大，目前在经济与技术方面已具备了雄厚的基础，并已形成了官、军、民三位一体的多层次结构体制。     

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无奈转变:过程与战略动机分析

二战后,日本一直主动参与多边贸易体制.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理念曾一直受到压制和制约,日本因多边主义停滞不前,开始尝试区域主义,并与中国展开竞争,而这都与日本对美、中两国的认知和对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刻变化有关.2005年以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FTA)战略”实现了两次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日本签订FTA所在区域范围的扩大、对象国的增加和政策倾向的变化三个方面,其背后有经济和战略原因,而战略原因大于经济动机.日本FTA战略的实质是日本由“东亚主导”转变为“美日共同主导”的无奈.日本试图借“跨地区主义多边化”的政策倾向进而实现政治抱负的野心恐难实现.     

日本“安保三文件”初析：战略转型与前景展望

日本岸田内阁通过发布“安保三文件”，对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作出大幅调整，标志着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重大转向。日本重拾激进强军扩武路线，尤其是引入“反击能力”和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使其“专守防卫”等战后军事约束进一步名存实亡，和平主义发展路线出现动摇。日本国家安全观和对外战略思维突出阵营对抗和大国竞争指向，强化与美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捆绑，凸显“冷战回归”色彩，将深刻影响亚太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稳定，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新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施行“安保三文件”、落实强军举措仍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和掣肘，在其国力衰退的大背景下本质上属“以攻为守”之举，根本诉求是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进而谋求在国际秩序变革期中提升大国影响力，未来日本军事大国化仍将是有限度的渐进过程。     

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美日“历史和解”经历了长期渐进过程,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程以长期同盟关系下双方民意和解为主要基础,以强化美日同盟为主要现实动因.美日双方共同推进了没有道歉的“历史和解”.各自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美日“不道义的平等性”,是双方不能相互“道歉”的主要根源.“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为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并将进一步削弱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基础.美日“历史和解”还有利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开一个关键缺口,削弱对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制约力量.     

日本的﹃战后﹄与年体制

日本的战后体制与战时的日本并没有断绝，日本的战时体制，即４０年体制，在战后仍然延续下来，并成为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例如，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为主轴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日本企业，就是战时总动员体制，即４０年体制的产物。４０年体制的基本特征，一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生产组织；二是“共生”的概念。４０年体制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它又成为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从产业结构的转换、终身雇佣制的变革、规制的改革等方面足以说明，如何克服４０年体制，是日本当前结构改革的当务之急。     

当前美日两国在改善对缅关系上的合作与竞争

2011年缅甸民选政府取代军人政府执政后,美日两国的对缅政策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对缅出台“务实接触”政策,既有缅甸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因素,更有美国需要缅甸作为其“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支点的原因;日本则借长期以来对缅“建设性干预”政策和经济合作恢复两国间的“特殊关系”,从而确立其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未来美日都会更加重视两国在对缅政策上的协调与合作,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甚至在扩大各自对缅影响力方面的竞争还可能增加。     

论日本经济的国际协调战略

近年来,日本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矛盾,特别是解决对外经济摩擦问题,积极推行国际协调战略,即《前川报告》和《宫崎报告》提出的以“国际协调发展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但事实表明,日本经济的国际协调战略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扩大内需的内在局限性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制约性,所以尽管近年来日本推行国际协调战略,但其国际收支和对外经济摩擦仍在加剧。同时,日本目前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大日本主义”思想也不利于实现日本经济的国际协调,因而这一战略的推行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     

德川幕府的“大君外交体制”辨析

作为可以称为“独特的国际秩序”的“大君外交体制” ,在概念的使用上与“锁国”是矛盾的。从日本同邻国关系的史实中 ,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所谓“大君外交体制”并没有存在过。倒是日本自 15 49年脱离“华夷”秩序之后 ,又想重新加入到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来。“大君外交体制”的构想是否存在与“大君外交体制”是否存在完全是两码事。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其对台战略图谋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界始终存在一股反共反华、亲美亲台势力，俗称为“台湾帮”。他们忠实地推行反共反华、亲台政策，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推进和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日本政坛日趋保守化，其反华亲台活动日益频繁、猖獗，极大地影响或左右了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他们的战略图谋是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甚至纳入日本版图，削弱中国的战略竞争力量，从而实现主导亚洲的愿望。     

入关前后日本企业并购的特点分析

一、对国内并购的控制在立法上较严 ,在执行中较松1.被迫“进口”的反垄断法 :比美国的还严厉在二战前 ,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基本是一条扶植与保护垄断的政策 ,并由此而形成了战前财阀家族性很浓的垄断体制。战后初期 ,在美国占领军的推动下 ,日本政府由美国“移植”、导入了反垄断政策 ,实施了经济民主化政策 ,其主要内容包括彻底解散财阀企业、排除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及制订《禁止垄断法》。众所周知 ,战前日本的财阀体系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美国政府及其驻日占领当局认为 ,以财阀为代表的日本垄断资本“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力量…     

略论日本战后财政体制及其影响因素

二战后 ,日本以美国人夏普的“三项劝告”为基准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政体制。新体制既吸收了英美公共财政“分权—分税”的成功之处 ,又依循日本传统治国理论 ,保留了中央集权的制度特点。日本现行财政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结构改革与经济走势

日本经济进入长期“停滞”之后, “结构改革”成为医治“日本病”的“良方”。不对现有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日本经济就难以走出困境,这已经是日本上下、国内国际的共识。小泉执政以来,亲自担任日本经济改革本部“掌门人”,并把未来2—3年确定为“全力推进经济改革期”,将“结构改革”作为第一“要务”加以推进。日本结构改革进展如何、其主要措施能否挽救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在日本经济走势不乐观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中日经济关系等问题令人关注。     

关于日本的“规制缓和”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为摆脱石油危机和财政赤字,消减财政支出,力图通过“规制缓和”,放宽政府对企业实行的多种限制,为增强企业的开放度,给民间经济主体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使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增强了活力。     

战后初期日本金融改革与主银行体制的延续

战后初期的日本金融改革，是在盟军统帅部要求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双重背景下进行的。金融改革在摧毁战时金融的基础上，进一步试图将日本金融“美国化”，但因美国体制在日本“水土不服”，“美国化”最终归于“日本化”。本文在论述日本金融改革的基础上，考察战时日本金融的状况，得出战时形成的主银行体制在改革期间并未被中止，而是依然延续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