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的路径优化

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具有弥补初次侦查取证不足、有效监督侦查行为及提高公诉案件质效的诉讼功能。当前该制度本身及司法运行过程中存在"两高一低"的退补样态、退补理由"唯一"且类案集中和退补时间"用足"等问题。在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审前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改革路径应从两个方面展开:法律层面,需再次细化退补条件、增设听取退补意见及通知退补的规定;制度层面,需建立健全退补全方位监督机制与常见类案退补证据收集指引机制。     

公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退回补充侦查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环节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正确适用对于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保障案件办理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公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还存在着退补比例过高、退补提纲制作不够规范、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积极性不高、存在利用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办案期限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诉讼效率和质量,也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梳理退回补充侦查制度,针对公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助于更好的适应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诉讼质量。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已经出现了实体功能有限、程序功能异化以及衍生检警矛盾等诸多流弊的情况下,学界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构建,始终忽略了自行补充侦查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原因在于我们对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认识存在偏差。自行补充侦查并非旨在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帮手",而是需要强调其"监督者"与"引导者"的角色。对于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来说,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具有关键意义,更重要的是,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亦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履行、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检警关系的改善所必需。     

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完善

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指定侦查管辖的程序偏差与纠偏路径

指定侦查管辖是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管辖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保证刑事诉讼能够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指定侦查管辖具有适用标准的模糊性、适用动机的功利性、适用过程的职权性以及指定行为的预决性等特征。指定侦查管辖在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明确依据,强化“侦查中心主义”地位,存在启动与协商机制不够规范,适用过程中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同步异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对指定侦查管辖价值认识不足,立法理念与司法体制下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存在冲突。完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的路径是,在立法层面明确指定侦查管辖的功能定位,细化相关规定;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贯彻程序公正;发挥法律监督刚性,强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约监督。     

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反思与完善

由于现行法律存在不考虑小额诉讼程序自身特点将其依附于简易程序之下、无补救措施的强制性一审终审制度等诸多问题,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法院和当事人对符合小额诉讼条件的案件不愿意选择小额诉讼程序。因此,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放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数额限制、设置有限的小额诉讼二审程序等是较为可行的完善路径,实现其立法目标。     

证据审查视域下侦查辨认规范化的思考

侦查辨认具有科学性和局限性,规范侦查辨认的程序,能维护侦查辨认笔录的证据效力。侦查辨认的启动应根据侦查所处的"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和"不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两个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在"不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侦查辨认的启动具有任意性;在"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应提请侦查辨认。侦查辨认的时间和地点是证据审查的重点,应注意完善侦查辨认的相关手续。侦查辨认的组织者应为专门的非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并实施侦辨分离制度。建议侦查辨认采取排斥见证人的制度,并严格执行证据审查制度,以维护侦查辨认的公正合法。     

完善补充侦查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批捕时的补充侦查、审查起诉时的补充侦查、法庭审判时的补充侦查程度不同地存在退而不查、查而不清、屡退不查、屡查不清、相互借时间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公、检、法三家对批捕标准、起诉标准、审判标准理解上有偏差,缺少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指导,对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性质存在错误认识等。在目前的司法背景和状态下,补充侦查制度不应废除,应予保留。应从制定明确具体的批捕标准、起诉标准、审判标准和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提高侦查人员业务素质,加强侦查机关或部门内部监督制约,严把案件出口,建立健全补充侦查的监督、引导机制,建立以退回补充侦查为主,自行补充侦查、联合补充侦查和不退案补充侦查为辅,相互协调配合的补充侦查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对我国刑事侦查制度的反思——以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比较为视角

侦查是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办理刑事案件最基础的工作和重要的诉讼手段。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都属于诉讼程序的启动阶段,对随后的起诉、审判有实质性影响,因而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合理的侦查模式。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形成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下的纠问式侦查模式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下的对抗式侦查模式。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对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发现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又与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密切相关,所以,搜查的启动必须谨慎。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存在着搜查启动缺乏明确的理由和标准、搜查决定权由侦查机关行使、无证搜查的启动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立法经验,对搜查启动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的构建——以知悉权利和行使权利为中心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公正理论、诉讼主体理论、有效辩护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侦查程序中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明确规定告知的主体、告知的对象、告知的内容、告知的程序及不告知的法律后果;并规定值班律师、全程录音录像、告知权救济作为权利告知制度的保障性措施。     

侦查启动原理分析——兼谈立案程序的取消

侦查启动事关侦查功能的发挥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侦查启动是仿照原苏联的模式设置,不符合侦查规律,导致了实践中立案程序形同虚设,有案不立,不破不立,滥用侦查权,随意启动侦查等问题,特别是导致检察机关侦查启动困难,只能靠初查破案,影响了侦查职能的发挥.建议取消立案程序,使侦查启动简单易行,同时对强制侦查行为加强监督,增加违法启动侦查救济制度.     

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困境与完善

在我国,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现在仍处在初级探究阶段,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存在诸多纷争与不足。由于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和"民刑交叉"程序的复杂性,导致全国各级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产生了法律适用不一、裁判不一等问题,严重侵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司法的权威性。因此,亟需在现有的体制和框架内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类型,做好理论指引和制度完善工作。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文字诉讼权的法律实现

随着城市使用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当事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入诉讼程序的法律案件不断增多,且呈持续增加的趋势。司法机关因司法资源有限,各方面准备不足,影响了《宪法》及其他法律关于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这一权利在侦查、检察和审判的过程中的严格实施,并存在制度的、结构的和法律技术的严重缺陷。着力解决当前缺少国家通用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法律人才、少数民族法律翻译职业化不足、少数民族法律翻译用语统一标准难等问题,亟待从制度、程序和组织上,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法律翻译、法律双语人才引入机制、法律翻译职业化的政策法律,建立起双语法律人才库的培养机制,统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法律翻译标准。     

秘密侦查措施及其法律规制的再思考

秘密侦查措施是从技术性侦查措施中独立出来的,其特征是隐蔽性。当前秘密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着法律制度不规范、案件实施不到位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要将秘密侦查纳入诉讼法制化的轨道,应从完善立法和建立制约机制两个方面对其不断优化。     

论刑事侦查工作的法制建设

侦查工作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诉讼活动。这不仅表现在据以定案的绝大部分证据,都是通过侦查工作获得的,而且还表现在要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和剥夺,必须依法进行。要加强刑事侦查工作的法制建设和做好诉讼预防犯罪工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建立健全立案程序制度一起案件发生并被确定为刑事案件以后,司法机关就应及时地作出立案决定,并且要办理必要的法律手续。立案程序中的有关法律手续,侦查机关不能予以轻视和忽视。"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建立健全立案程序的有关制     

监督与司法公正问题的讨论（二）：公正效率视角下的再审制度

一、现行再审制度的缺陷现行再审制度的主要缺陷,在现象上表现为无限申诉、无限再审。可以归纳为五个无限: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条件无限[1] 。再审作为一项诉讼程序在实质上表现出“恶法性”,即不能体现公正与效率的法律价值,甚至起到了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妨碍了诉讼公正的实现。作为一种诉讼程序,现在的再审制度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程序正义。一审、二审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配置的合理性没有得到延伸,诉讼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导致了现实中的再审失范。巨大的申诉数量、极高的再审改判率本身并…     

新刑诉法中监听措施若干问题的完善——以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为参考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将监听措施纳入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制,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规定仍然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之处。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讯监察制度经2007年修改后进一步得到完善,鉴于两岸的文化意识和法律传统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在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审批程序、监听通知、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对我国大陆监听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侦查程序的启动与法律规制

我国侦查程序的启动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程序型启动模式,但在侦查程序启动之前可以采取哪些调查手段,所采取的手段处于何种法律地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此莫衷一是。然而,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启动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构成了障碍,因此应进行法律规制。     

论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

"9·11"之后,各国在反恐侦查中普遍采用情报主导的模式,但反恐情报在发挥侦查效用的同时,却在诉讼证明中遇到了程序障碍。情报的秘密性与程序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困扰反恐诉讼实践。加拿大的"侦查听证"和"开示法官"制度、法国的侦查法官模式、英国的秘密听证和特别律师制度等都力图解决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但也存在程序的单向性、秘密性、封闭性,证据效力缺乏合理限制等问题。中国的反恐实践也同样面临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未来应当借鉴英国的特别律师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确保被告人基本辩护权利的前提下发挥情报的证据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