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道”（下）

“人道”意义上的“道”，同时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规范有两重作用：从正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应当如何做，简言之，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之事；从反面说，它则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亦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或限制。作为人道，“道”的涵义，往往具体体现在这种规范系统之上。     

房价“双轨制”的双重效应与政策取向

房价"双轨制"是指目前我国住房市场并存的两种价格制度体系,房价"双轨制"具有利弊双重效应:适应"渐进式"改革和不完备市场体系的需要,符合现阶段多元化社会结构解决和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有利于调动房地产商的积极性,明确政府的责任,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房价"双轨制"与商品的本质和市场经济原则相矛盾,在运行操作上有很大的难度,容易造成社会福利的流失和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平。房价"双轨制"的政策取向是:在供需矛盾突出的体制过渡时期不能取消而且要继续强化房价"双轨制",促进住房公平,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     

公设辩护人制度与律师职业市场化

市场化使律师职业的商业性得以凸显,商业化运作对于律师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但过度商业化对律师职业会产生分化作用。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在谨慎甄选委托人,在甄选过程中,经济因素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刑事案件辩护率低、效果差与此有很大关系。公设辩护人制度是对律师职业市场化弊病的有效矫正。     

本轮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与政策反思

近二十年来,中国货币超发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但中国经济并未因此而长期处于通货膨胀之中,这被称为中国之谜。基于中国经济虚拟化进程加快对超发货币流向的影响,分析了本轮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并反思了相关政策。     

堵住中小学乱收费的“黑洞”

近年来,国家对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对普通高中招生实行三限政策,较好地规范了中小学的收费行为,基本控制了乱收费现象。但中小学招收择校生和借读生,却因为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又缺少监督机制,目前,成     

也谈提高“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实效

充分认识“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提高其实效的根本前提；正视“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提高其实效的关键；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的创新是提高其实效的根本途径。     

“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路径探析

毋庸置疑,实践教学是保证"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客观来说,目前该课程的实践教学体制机制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从教师队伍、保障体系、考核评价、基地建设和模式创新五个方面入手,研究探索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路径,切实提高课程实效性。     

也谈提高“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实效

充分认识"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提高其实效的根本前提;正视"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提高其实效的关键;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的创新是提高其实效的根本途径。     

扫黑除恶之政策优化与方式提升

当前惩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面临严峻形势,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活动日趋隐蔽化、犯罪手段日益"合法化"和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鲜明特点,客观上促成由"打黑除恶"向扫黑除恶的理性抉择与现实嬗变。扫黑除恶之政策优化体现为坚持法治思维、灵活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厘清涉黑涉恶主体与行为的法律界限等三个层面。扫黑除恶之方式提升需要实现有别于"打黑除恶"的刑事政策转向,具体包括:始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做到扫黑"零容忍",又要实现程序的正当控制;着力实现刚性刑事政策与社会力量运用的统一,实现"专治"与"共治"的有益组合;推进反腐败工作走向纵深化,逐步实现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工作的有机结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逐渐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结这些成就,可以汲取有益经验,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我国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7·5”事件是由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不仅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截至8月5日，已造成1700多人受伤、197人死亡），也给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其目的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挑起民族对立、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政治接纳”:政治认同基础上的外化行为——基于内涵、构成要素与功能的探讨

政治认同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和情感倾向深刻影响着政治体系成员的政治行为,而心理与行为的二元分离却无法确保体系成员在行为上始终忠诚于政治体系。当前的政治认同研究陷入只强调内心认同而忽视外在行为的研究误区。“政治接纳”的出场为政治认同研究摆脱这一误区提供了新的出路。“政治接纳”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基础上的外化行为,主要由制度接纳、价值接纳、政策接纳和过程接纳等核心要素构成,并具有增强政治合法性、维护政治稳定、提升政策执行效率以及促进政治民主与监督等诸多功能。相较于政治认同而言,“政治接纳”在强调内在心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外在行为对政治体系的实质性影响,在理论上克服了政治认同的心理偏好,并有效兼顾了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从而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公安视域下民用无人机“黑飞”执法困境与对策研究

随着民用无人机的迅猛发展和广泛使用,无人机“黑飞”影响航班运行、失控砸伤群众、侵扰重要区域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按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对于公安机关职责的规定,对民用无人机“黑飞”行为进行法律界定,针对当前执法困境,从完善执法规范、提升执法能力水准、分级管理打击和树立安全飞行理念等方面提出治理对策建议,以期提升公安机关监管和处置工作能力,切实保障维护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     

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政策合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5年前后,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成为国家重点推行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由于普惠金融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农户及贫困人口,精准扶贫又把金融扶贫作为创新手段,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天然契合性,但是整合并发挥二者扶贫的政策合力也非易事。利用普惠金融信贷的资金优势,参与精准扶贫中的产业扶贫等项目,能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对象、小微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地区经济等四者间的协同发展。     

“嵌入型”富裕地区政策创新:空间限制与行动策略——以神木“免费医疗”政策为例

为探讨经济水平与政策创新之间的关系,对神木县"免费医疗"政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虽然传统文献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能力会影响其政策创新,但研究发现,在中国模式的府际关系下,不仅一个地区自身的经济水平,而且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地区所在区域的整体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其政策创新。虽然富裕地区相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更具有政策创新的可能性,但"嵌入型"富裕地区相对于一般富裕地区而言,在政策创新上却会受到更多的空间限制。同时,面对更为严格的空间限制,"嵌入型"富裕地区的政策创新主体依然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来争取政策创新的成功,但这些行动策略的风险很高,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创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绩动机而具有某种道德情怀。这些研究发现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为何远远少于东部地区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框架。由于是单案例研究,因而这些结论的可靠性还需要更多的案例作进一步的验证。     

党内政治生态的生成逻辑与系统治理

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活长期累积而呈现出的总体结果,以作为"现实的个人"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为生命载体。"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公益性的精神追求和自利性的物质追求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必须以党内制度法规的强制约束力来构筑权力运行的空间,以党内政治文化的渗透力来引导党内政治生活。因此,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激发党员干部精神需求、完善党内制度规范、培厚党内政治文化、清除党内毒瘤等方面实现综合治理。     

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政策意蕴、理论阐释与路径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务服务已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引擎。政务服务质量高不高、企业群众满意度如何衡量,长期以来缺乏制度化保障。公共管理学界已经认识到,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已提上日程。基于政务服务助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视角,本文探讨了现阶段我国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的政策意蕴,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了政务服务“好差评”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映射,并从价值取向、评价机制、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四个维度勾勒出了其建构路径。本文研究既丰富和发展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体系,亦有助于在实践中为加快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方法论借鉴。     

困境与出路:“摇号”政策应对城市公共资源分配难题

近年来,"摇号"政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领域中,从摇号购车到摇号买房,从摇号升学再到摇号午托,"摇号"作为一种手段被广泛复制。摇号政策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供给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矛盾。"摇号"政策的优势在于:"摇号"政策的正当性,"摇号"可以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摇号"政策能够创造机会均等。但"摇号"政策也存在缺陷,即"摇号"也存在着不平等,"弃号"导致的无效资源配置,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地造成寻租。解决我国城市公共资源分配难题的途径:完善"摇号"政策,发掘其他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途径。     

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CAS理论框架

CAS理论对于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的构建和发展具有方法论意义。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在适应基层社会需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中刻画出聚集性、非线性、要素流和多样性的典型特征。基于CAS理论,分析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中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机制的构成与运行机理,并尝试从创造公共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和持续赋权增能三个方向进一步审视系统发展路径,以期为提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实践思路。